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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就这样结束了“五七战士”的生涯，平常不搭理自己的“左派”们见了他也眉开眼笑了。马上要回北京回家了，却又觉得并不想立刻就走，这待了十一个月的地方，反而让人顿生留恋之情，干过活的山坡，唱过反二簧的田头水边，都不由得去再走一走，看一看。这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到小卖部买了平常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个桃子的，一个梨子的，坐在一个老树根上自己慢慢品尝，一边向这片土地告别。
接近启程的日子，到队部领了公函，再步行往某号“高地”（ 那时都是仿效军事编制，故名 ）总部去办手续。一路上都是丘陵地形，坑坑洼洼，起伏不平，但走得自然还是兴高采烈。总部接待的人很和气，说要等到下午才能开回京的公函，就在这儿吃点饭，中午还有一间客房可以休息。这个接待的人后来知道名叫张宗禹，而且再往后也回到北京，竟和周汝昌住进同一个院子。
下午得到了回京的公函，打开一看，又让周汝昌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公函上漏掉了“文学”两字。
离开干校那一天，要起早步行到县城的火车站，前一天晚上特别嘱咐值夜班的孙用叫醒自己，这是过去周汝昌家经常开口借钱的老同事老邻居了。其实不用叫早早自己就醒了。一些有力气的同事早已把行李、木箱、杂筐等都搬上平板车，厨房已经熬好热粥，大家饱餐一顿，天还没有大亮就动身往车站走。
拉车的小伙子叫彭庆生，本来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小将”，在出版社时一度也曾经造反掌权，到了干校不知何时成了“五·一六”分子① ，这时正在挨整，队部派他拉车送周汝昌，也是一种“改造”方式。拉一平车重物走几十里路，并不容易，不过那时彭庆生年轻力壮，也不太在乎。
彭庆生在单位对周汝昌就不错，当时出版社的一个姓高的司机也是造反派头头，发誓要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彭庆生就坚决反对。去咸宁干校的火车上，彭庆生对周汝昌也很照顾，让他在空位上躺着休息，还送来毯子。到了咸宁后，见周汝昌带的衣服不够，又把自己的棉大衣送来，并说“脏了也没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彭庆生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为评职称，为自己写的古代诗学的著作，都找过周汝昌。有几年，大年初一，还从郊外赶过来到周家拜年。
可能是运气来了，在火车站周汝昌也碰上了好人。到了车站已经中午，不卖车票了。但周汝昌把证件给窗口里面的女售票员看，这个人居然破例照顾说：“我先卖给你一张吧，省得你一会排队挤得累。”而且说先把手提包寄存在售票室内，可以空手走走，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周汝昌真的寄存了包裹，到附近的商店逛了逛，还买了些湖北的小物品作纪念。
车上人不拥挤，很清静，那早已和“大串连”（ 1966年8月以后一段时期，曾有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坐火车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此后一两年内也有各地学生以“造反”名义的互相串连 ）时期完全不同了。周汝昌刚上车落座，又上来一个回京探亲的姓袁的干校同事，递给周汝昌一封信。一看原来是四哥祜昌刚寄到咸宁的信，不知是哪一位同事好心，知道周汝昌已经上车回京，托人捎来。好像一时间万事都“六六大顺”了。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下面是周汝昌回忆离开干校前的两个插曲：
等到他（杨霁云）从干校返京了，他时常走来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总理特电调回北京，消息立即轰动了“向阳湖”畔，第一个来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兴，几句话，作别而去，意甚珍重。他还猜度说：“大约是要出一部《 红楼 》‘样板’本。”
他常州口音浓重，我又耳背，南音听不清，他右手不能写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写话”给我，一笔一画，吃力而一丝不苟地写着。
在一旁的我，实在感动。（《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上路了。辞别了碰上的人们。到出“村”路口，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那是派的守路口盘生人、防私逃的职务。我向他作辞，他坐着不动，冷冷地点头示意。（他与孙用系原《 鲁迅全集 》编辑室的人，后调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在先，他还视我为“学者”，见了就笑而示意；后来“文革”他对我有看法，曾大嗓门批判我，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反动的知识分子”。在干校又住同屋，极少理我，颇有“敬鬼神而远之”之雅致了。）（《 天·地·人·我 》之《 干校惊雷 》）
1970年9月5日上午，周汝昌回到了北京。毛淑仁还以为周汝昌是十二天的探亲假，听说从此再不去湖北了，不禁又惊又喜。她曾经向人打听过，下干校的人还能不能回来，别人回答是：多半回不来了。
周汝昌拿公函到朝阳门内大街的文化部老楼去报到。一位“留守”的人员看了公函，立刻打电话，周汝昌只听见一两句：“……周总理指示的……这很重要……”可是谁也不知道应该把调回来的周汝昌安插到哪个单位。后来就在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挂”着等候。那时，出版社里只有几个专门印制“样板戏”的留守人员在底楼办公，二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在二楼给周汝昌开了一间屋作办公室，只见尘土已经积了寸许厚。但周汝昌在这间办公室也不知道该办什么公。而且，也没有人来管他，连军宣队的领导见了面，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说：“周汝昌同志，你还要继续革命呀！”
军宣队也曾经让周汝昌写了个报告，说一下自己想做什么工作。报告写了，交给军宣队了，但后来也没有下文。再往后，军宣队也走了。周汝昌更感到茫然惘然，不知所措。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社长王致远抱来一包诗人郭小川的诗集，让周汝昌看看。后来又陪着郭小川来看周汝昌。周汝昌只记得王社长看着桌子上的诗集，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再出了。”周汝昌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苦笑一下。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处境艰难，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怎么会突然想到调一个既没有遭遇特大冤案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周汝昌回京呢？调回来又有什么目的和用场呢？以后又为什么长期“冷处理”呢？这的确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当日在出版社、文化部、干校，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谣言……不知道周汝昌有什么来头。问题是，周汝昌自己也莫名其妙，不仅在当时，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没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内幕”也许只有将来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能知晓，或者将是又一个“千古之谜”。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让人寻味。美国纽约州宾翰大学历史系教授露克珊·维特克，1972年8月访问中国时曾与江青多次长谈，后来根据采访笔记写了一本名为《 江青同志 》① 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rade Chiang Ch'ing》written by Roxane Witke，1977，p282
Little，Brown and pany Boston…Toronto
“The value of subsequent criticism has been uneven。 One contemporary critic named Chou Ju…ch'ang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New Verific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lthough his point of view was close to that of Hu Shih's group，his one advantage was to have used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g court。 Despite flaws in his method of verification，the book is still worth reading。 When Chou Ju…ch'ang was attacked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he tried to protect him （she added quickly that until now she had never admitted that to anyone）。
最上面两行是书名《 江青同志 》和书的作者姓名、出版年份及出版单位，以及引文所在的页码。
下面的一段原文，翻译成汉语是这样：
持续不断的文化批判很有意义，也并非毫无波澜。一个当代的批评家，名叫周汝昌，他写了一本叫《〈 红楼梦 〉新证 》的书。尽管他的观点与胡适派比较接近，但他的一项进步是运用了清代宫廷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的考证方法有缺陷，但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当周汝昌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她曾努力保护他（ 她很快又补充说，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
这是江青1972年8月和维特克的一段谈话内容。江青在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以及1954年的批俞批胡运动，说到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并且肯定这本书的价值，这其实反映的是毛泽东的观点和态度，江青不过是鹦鹉学舌，本来也并不稀奇。但她说她曾经保护周汝昌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攻击，并且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这一点，则是颇有意思的。
根据前面所叙述过的毛泽东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以及1954年对周汝昌予以保护的情况，可以说江青有关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这番谈话，也一定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毛泽东欣赏《〈 红楼梦 〉新证 》，在文化部系统多年来早已是口耳相传的事了：
过后，记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霁老（杨霁云——引者）来访，不知怎引起的，他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这名字倒着写！”如今周汝昌没成“反革命”，你的名字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