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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本身被批判为“封建主义”的“回潮”和“修正主义”的“猖獗”。何其芳本人也遭到攻击，所以在给周汝昌的信中告白自己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周汝昌不过是个书生，主张癸未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观点，却被无形中卷入复杂的政治和人事纠葛中去。原来那时又发生了李希凡和何其芳关于《 红楼梦 》“典型说”和“共名说”的争论，李希凡批评何其芳的“共名说”是“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这种观点大概也被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所认可。
李希凡所在的单位《 人民日报 》与中宣部、文化部关系密切，这个系统的某些人，无形中与何其芳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成了“两派”。批俞运动中，李希凡写文章“保护”过周汝昌，再加上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观点又与文学研究所的主流意见相对立，无形中周汝昌似乎也成了“李派”。周汝昌在《 何其芳 》中回顾自己的尴尬和苦恼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楼梦 》以何其芳的《 论〈 红楼梦 〉》节要作为序言，何其芳与李希凡正发生争论，结果是：
李希凡同志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 红 》事，皆我之主张，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在“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出版说明”之类，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原注：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无书，难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表态”。）
周汝昌就这样形格势禁莫名其妙地在错综复杂的学术、政治和人事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中，陷进“李派”与“何派”（ 后来演化成“红研所派”和“文学所派” ）的夹缝中“左右不逢源”多年。再往后则更有红学界多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周汝昌始终是各种派别中的“异数”。
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后期，展出了《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 》和河南省博物馆收购到的“曹雪芹小像”，这又埋伏下了关于曹雪芹祖籍是辽阳还是丰润以及“小像”是真还是伪的争端，而周汝昌是“丰润说”和“小像”为真的代表者……新的争论和纠纷正潜伏在未来的岁月里等待着他。
不过我们暂时还用不着面对这些争论纠纷，先随着周汝昌去看看他的老朋友张伯驹吧。
张伯驹把自己家中价值连城的千百文物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展春园也不住了，却被打成右派，先被遣派吉林，后返回京城搬到了什刹后海的南岸。虽然已经是狭小的院落，但南院墙边仍然有小巧的游廊，廊东端栽种着翠竹、牡丹、紫藤、海棠，还有一个大理石的雕石座，面对游廊的一排房屋，就是客厅和居室。周汝昌从四川返回北京后，虽然工作很紧张，距离又较远，后来身体也不好，也还是去过不止一次，不过大多是张伯驹特意邀请前往的。
1963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的日子里，张伯驹把一班还能演奏“十番乐”的中国古乐合奏者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种各样吹、弹、拉、敲……等的民族器乐的旧曲恢复起来，希望能贡献给纪念大会。因为《 红楼梦 》里贾母就曾经让戏班子演奏“十番乐”，而到60年代，这已经是濒于绝响，快成广陵散了。
一天，周汝昌和四哥周祜昌应邀到张府欣赏演奏。到了丛碧主人的居处，已经是傍晚时分，一进客厅，就看到满厅都是客人，满地都是钟鼓丝竹乐器。张伯驹一见周家兄弟，立刻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说：“红学大师来了，请你们演奏一曲拿手的，请他们欣赏吧。”客人们立刻各自拿起不同的乐器，众音齐奏，又有错综变化，在余晖晚照中，真让人飘飘然，如聆赏太虚幻境里的“仙乐”。张伯驹拜托周汝昌向筹备会推荐这个“乐班”，说大家都愿意为大会义务表演。
可惜，周汝昌虽然向有关人士推荐了，却没有受到重视，张伯驹的一番美意落空了。那些能演十番的音乐家们，也就带着他们的绝艺逐渐与岁月一起凋零了。
1958年张伯驹八十大寿，晚境败落凄凉，又无子息，只有和老伴潘素在饭店设酒席，招来几个还没有零落尽的故交老友同饮一杯。一张长案，张老打横，来客列坐两边，周汝昌被安排坐在左边第一个座位。酒席间觥筹交错，词赋弦歌，人虽不多，倒也有一番“江南逢李龟年① ”的热闹。
谁知还真出来一位“李龟年”：一个坐在长案那一头的老者，走过来向周汝昌俯身低语：“曹雪芹的事，我知道一点—— 等有机会细谈。”
周汝昌当然迫切关心，过了一些时日，这位老者应邀到周家访谈。老者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姓尚，名克恭，字养中，是清初封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家住西城“六部口”（ 北京城内地名 ），人称六街口尚家，是世家望族，京城老辈无人不知。尚可喜生有七个儿子，排行第七的名叫之隆，我就是之隆的后人。之隆是额附，就是俗话说的驸马爷。
之隆本来生得黑，像个铁蛋。有一次宫内开宴会，之隆当差行酒，斟到了公主面前，公主见他那黑样儿，不觉露齿而笑。正好被顺治皇帝看在眼里，以为公主喜欢这个黑小子，就在宴后下旨，把公主许配给之隆了。
我小时候，家里长住着一个客人，他没有家，我家就是他的一个家，好像沾亲带故，可我没弄清是什么亲戚。家里人上下都叫他曹大哥。这位曹大哥性情有点孤僻古怪，独自住一居室，不怎么和别人接触，见了面话也不多。不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心肠挺热乎，说得投机了也挺能说。而且，小孩到他屋里，他也从不嫌烦。
曹大哥爱看书。我们尚家的书也不少，经史子集、诗词野史都有。他的学识丰富渊博，家里有了文墨事，遇上疑难，就去问曹大哥，都能解决。他还爱看小说，口才挺好，遇上高兴，给孩子们讲故事，挺让人入迷。他能讲好多故事，就是从来不谈《 红楼梦 》。
家里人问他为什么对《 红楼梦 》避而不谈，他老是摇头。后来被逼问得急了，他才说，我不谈《 红楼梦 》，因为书里写的是我家里的事，我其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鬟生的，家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我没有家，一直在你们府上存身，根子在这儿。
这部书犯忌讳，有人想毁了它，说是淫书邪说。现时世上传的，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曹雪芹病死，实在和这桩大事相连。这里头故事多了，不好讲——我也不愿讲，讲了没人信，还会惹事。
你们总问大观园是真的吗？到底在哪儿？其实就在“宫门口”。这宫门口地方有一处废园遗址，破败了，就剩下假山的土堆，下边是一个干了的池子的痕迹。我小时候常到那儿去玩，爬到土山顶上。如今盖了新楼，怕是连点痕迹也没了。
周汝昌听了老者的讲述，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查证历史典籍，发现尚家的确有之孝、之舜、之杰、之隆等名字；《 清皇室四谱 》中真记载尚之隆是驸马，不过不是顺治皇帝的女儿，是顺治堂兄承泽亲王硕塞的女儿，自幼养在皇宫内，后来加封为和硕公主。而且，后来尚之信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清皇室竟特免了尚之隆的连坐罪，还晋封为太子少保……
而所谓“宫门口”，周汝昌后来也发现真有来历，是明代朝天宫的入口处。这座宫殿原在北京白塔寺、苦水井（ 后改“福绥境” ）一带，建筑规模和范围都非常宏大雄伟，后来才颓圮毁灭了，但留下的“官园”、“葡萄园”等地名，是原来宫里园圃的一部分。到了清朝，这一带有两三处亲郡王府，其中慎郡王和他的后嗣质郡王府就在其中。
往后又考证出来，慎郡王就是《 红楼梦 》里北静王的原型。
这位尚老人讲述的曹大哥的奇闻轶事，还真有点意思。
后来，周汝昌把这段内容整合到了曹雪芹传记《 文采风流曹雪芹 》中。
3人缘履痕雪泥鸿爪
从1954年返京到1966年“文革”这一段时间，周汝昌的人生行履，前面的章节已经“追踪蹑迹”有所涉及。下面再将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补充叙述。
周汝昌二十岁以后耳疾就日趋严重，四哥祜昌开玩笑说：“你耳朵坏了，但有聂公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个‘耳’（ 未简化前的‘聂’字作‘聶’ ），其中必有妙理。”这“聂公”就是指的聂绀弩。聂绀弩欣赏周汝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对《 红楼梦 》也有一定研究，而且和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有相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