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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并不会影响到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然而至少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标志着两种不同的传教观念，也暗示出对于信仰与文化之关系的不同评价。于是恰如吴小龙的“细节”所示，这在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分别引发了“关于英语的斗争”和“关于汉语的斗争”。
齐鲁大学1906年的学生罢课，是要求以英语授课。英语课程在1907年年底获得校董会批准。（《齐鲁大学》，第77页）而当圣约翰大学的外籍教员认为汉语的教学方法陈腐落后、“不足以表达抽象的思想”、甚至会导致“精神上的自杀”之时，有中国学生用相似的措辞提出反论：“舍弃民族语言，无异于民族自杀。”结果中文在圣约翰大学“成了‘进步’或‘革命’的语言”。在1925年的学潮中，中国教员面对外籍教员的英语发言，最有力的反驳也是将语言与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直接关联起来：“吾今日可操国语以语中国人之所欲者乎？”这位发言者就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1946年圣约翰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上任以后，终于宣布学校的布告一律改用中文。（《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33…35页）
上述的一切，或可为吴小龙所示“细节”提供注脚；而其中的“警示”，我总觉得是小龙力图“诱导”我们参与讨论的话题。以我对小龙的了解，我深知在他那些“诱导”性的“细节”背后，其实已经有他不想说尽的潜台词。而破解其潜台词的另一个“细节”，则可能藏他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之中：曾琦、王光祈等两位最为激烈的批判者，晚年居然成为了天主教徒。
我无法将这“细节”的“警示”说尽。不同的读解可留待小龙的亲人，以及在小龙弥留之际帮助他的友人钟志邦先生。
少年中国梦
黄 波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梁任公这段激情澎湃的文字，国人耳熟能详，建成一“少年中国”，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在追怀这一梦想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初那个径以“少年中国”命名的民间社团组织。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而其分化和实质性解体又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社团。当其盛时，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的杰出青年，堪称风云际会，而这样一个荟萃精英的庞大组织，从分化到解体，虽只有短短两三年时间，却仿佛瓜熟蒂落般自然而然，局外人几乎看不出这种分化、解体中有什么剧烈动荡，不能不让后世读史者困惑和茫然。之所以会如此，除了文献不足征之外，后人对这一段历史有意无意避讳也是原因之一。我常常奇怪，后来被贴上“左”“中”“右”标签的许多人物，溯其平生，都与少年中国学会大有渊源，可是在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却往往语焉不详，就连被公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之核心的王光祈，人们追忆其功业，也似乎都愿意浓墨重彩地表彰其后期在音乐学上的贡献，至于少年中国学会期间，其思想和言行则一笔带过。而在论述李大钊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左翼”人物时，人们倒是乐意提及少年中国学会，只是因为要彰扬李氏的不妥协精神，又不能不把与李氏趣向不同的人弄得过于脸谱化。老实说，由于以上种种，少年中国学会的面目越来越不清晰了。
然而有意无意将少年中国学会模糊化的近代史会是完整的吗？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国内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部专史，这就是已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吴小龙先生的大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以下简称《研究》）。这本《研究》的篇幅并不算大，除去附录，大概不到二十万字，可是涵盖少年中国学会的所有相关问题几乎都论到了，而且许多焦点性问题，作者都有理有据推翻了陈说。此书能取得这些成绩，首先得归功于作者在资料占有方面所费的心力。读完了《研究》，我有些明白了，在吴小龙先生之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专著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过去在另册之列的人物的著述了解不够，甚至不敢去了解。比如研究少年中国学会，怎能不读李璜、曾琦、左舜生等“国家主义派”巨魁的文字？怎能仅凭别人转述转引的二手资料，就草草对前人做盖棺之论？而吴小龙先生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各派重要人物的史料，都下了钩沉索隐的功夫，这是写出一部客观的少年中国学会史的首要前提。其次，笔者还要称许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学术精神与平和的写作心态。近代以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被遮蔽和误读者甚多，其中自有客观时势之下不得不然的因素，但现在已没有理由不还历史一个真相。正因为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分裂的缘由，以及不同人物在分裂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等，读者通过书中引述的那些已为陈迹的文字，已知大半；正因为作者有平和的写作心态，所以他看问题常能超越一时之风尚。作者在书中提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争论，“并不像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发生在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之间的争论，而是发生在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之间的争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于此可见一斑。
读完《研究》，笔者也禁不住有一些感想，这些感想，有的吴小龙先生大著中已有所论列，但可能限于篇幅和论著体例，笔者读来觉得还不够“痛快”，有的不过是笔者掩卷之余的一缕暇思，总之都是拜吴小龙先生所赐。
感想之一，关于少年中国学会及那一代青年精英，应作怎样的整体评价？我们曾经习惯于用“左”“中”“右”界定少年中国学会中人，并据此来定其是非优劣，现在似有调整之必要。在强调国家认同的大背景下，至少应该承认，那一代青年精英都是怀有救世之忱、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只是在如何救世上，其选择的路径各有不同罢了。
感想之二，“不纯粹”究竟算不算少年中国学会的缺点？没有统一纲领，缺乏一种主义的支撑，一直被视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软肋，其实证诸后来的历史，我们毋宁说这种“不纯粹”的民间社团组织太少了，还未形成一种力量。如果像少年中国学会这样，并不硬性规定一种共同信仰，而仅仅强调道德操守，让会员广泛、自由地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的民间组织更多，在中国扎根更久，近代中国的面貌是否会和我们知道的有所不同？现在许多人在谈“中间社会”，少年中国学会之不能长久，是否是近代中国中间社会无法发育的一个缩影？
感想之三，能不能用“救亡压倒启蒙”的模式解读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少年中国学会的左右两翼，面对近代中国的问题，几乎都是追求根本解决的思路，所以，一个缺乏主义归属，从逻辑上归于组织涣散、行动不力的民间社团在他们看来，终究是缓不济急的。从中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
感想之四，少年中国学会的中间人物是否研究得太不够了？左右两翼，因其后来各自的功业，在海峡两岸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相形之下，那些坚持学会应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而其后半生也沉浸于各种具体“问题”的中间层，却被漠视了不少。这些人物，我们过去总爱以“消极”谥之，及今而视，他们又何尝偏离了当年的少年中国梦，“消极”云乎哉？
……
写完这些感想，本拟和惯常作文一样，写上请作者指正云云，忽然想到吴小龙先生刚刚英年早逝，已无从赐正了。回头翻看《研究》书前所附的作者照片，一张活泼泼的笑脸，虽与吴先生缘悭一面，也不禁悲从中来。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傅 谨
名满天下的艳星麦当娜之所以有能耐在年老色衰之际保持媒体很高的关注度，盖因其招数出人意料，手段超凡脱俗。普通的艳星艳到三十岁就已经很勉强了吧，而麦当娜不是这样，正要走下坡路时居然获得出演阿根廷国母庇隆夫人的机会，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差不多成为经典；有关以她在娱乐界的声名形象是否合适扮演邻国国母的争论渐渐平息，她又因收养非洲儿童闹出很大的动静。无论是扮演国母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做非洲儿童真正的养母，总之她是成功地从香艳向贤淑转型了。你或许会说所有这些都近乎自我炒作，但这类事情，真真假假又有多大区别？即使她做秀，于孩子而言终究是好事。确实，非要说麦当娜收养儿童有什么险恶用心或者不良企图，那是很难的，麦当娜肯定不会把收养非洲儿童当成战略投资，何况她是百分之一千地不需要靠养育非洲儿童以备老来之需，最坏的算计也只不过为引起关注满足虚荣。面对收养的善举，先把动机往低俗处揣度有失厚道，即使这善举的主人是前艳星也罢。
《诗经·小雅·小苑》有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按陆机的说法，“螟蛉者，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细小。或在草莱上。蜾赢，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其子。”《诗经》所据的民间传说，是说蜾赢——这种细腰蜂——有雄无雌无法生殖，所以就捕获“螟蛉”的幼虫，将它哺育长大，以此传宗接代。因此“螟蛉”在古代汉语里成为养子的代称，这也从反面说明，收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