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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就是好几天。他曾对我感叹：“没想到‘少中’成员中有这么多四川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在‘少中’的七位创始人中，四川人就有六个（张梦九、雷宝菁二人原籍山西，但都出生于四川。参见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第28页）！”莫非“爱屋及乌”，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他，也迷恋上了西南一隅的四川
小龙平时说话不多，言行举止谦和低调。可是，说起“少中”来却滔滔不绝。还是那次去重庆，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小龙有点不好意思地征求我的意见，想挨着我的父亲坐，为的是“好向老人家请教一些问题。”席间，老少两代无拘无束相谈甚欢。直到现在，我将近米寿的父亲还记得这位颇有谦谦君子风度的青年学者。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老人家忍不住心中的悲痛红了眼圈。
在那次纪念活动期间，我们一起参加了西南师范大学（现改名为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举办的“卢作孚社会改革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研讨会。吴小龙在会上侃侃而谈：“卢作孚先生对于中国的救国的根本道路，有着他独特的思考，他认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所以他反对‘用强迫手段急剧地改革社会某方面的问题’，主张以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来积累物质和文化资源，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还指出：“卢作孚在城乡关系、教育、卫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一些相当超前的见解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吴小龙对卢作孚思想和实践的独特解读，得到了与会人士的普遍认同。后来他将这篇发言稿补充整理成一篇文章《卢作孚的思想遗产》，并把它作为“少中”会员的个案，附在了《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书后。
其实，活跃在吴小龙脑子里的“少中”人物又何止卢作孚一个。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我说，他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打算为一批有代表性的“少中”人物谋篇立传，书名暂定为《魂系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人物群像》。他为此而开列了一份长长的目录，其中有囊括了“少中”七位创始人的《魂系中国，情寄音诗——少中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深思沉着、稳如泰山——少中学会的精神领袖李大钊》《热忱的实干家——陈愚生》《终生献身科学的周无》《终生献身教育的张尚龄》《东渡扶桑，赍志而没的雷宝菁》和《书生办党，回天无力——曾琦》。也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雄才大略的“普通会员”毛泽东》《从文学青年到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从塞纳河到黄浦江——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者赵世炎》和后来成为青年党领袖的《问学问政的“学钝室”——李璜》《万竹楼上的史家——左舜生》；还有在教育、科学、文学、经济等不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从五四青年到考试院长——杨亮功》《历史风雨中的“三叶草”——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从土木工程学生到“首都市长”——沈怡》《文章师表，气节楷模——朱自清》《波澜壮阔的“大波”——文学家李劫人》以及《实业救国，力拯民生——中国“船王”卢作孚》等等。这是一串何等耀眼的明珠，又是一部何等激越轩昂、壮阔跌宕的命运交响乐！可惜的是，被教学和各种重负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的吴小龙，还来不及实现他的写作计划，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去世的时候才51岁，正当干事业的好年华。
我第一次见到吴小龙，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他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他无可奈何地笑笑说“还没有出版呢”，却没有告诉我个中的原因。2006年初，我先生严家炎为了搞清楚“少中”会员、诗人康白情的卒年，向吴小龙请教。他很快就打来电话告知了正确的年份。我接过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用比往常更为开心的语调笑答：“不用谢，我还要感谢你们呢。我的书快要出版了，到时候会送给你们的。”听了他的话，我也为这本待产五年、梦寐以求的书即将面世而感到格外高兴。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小龙这句话竟成了他留给我的“绝音”。当我得到他病重的消息，赶往医院看望时，他已昏迷不醒。出版社刚送到的新书《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就放在距他咫尺之遥的床头柜上，他却再也无法睁开眼睛，欣赏这部心血之作了。直到最近读了他为这本书写的《跋》之后，我才知道该书迟迟未能出版，原来是受到出版经费的困扰和一位“南方先生”剽窃成果的双重牵制。在小龙的追悼会上，我忍不住问他的弟弟吴小山，小龙当初出书遇到经费困难，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小山哽咽着说：“我哥就是那样的人，不愿给朋友添麻烦。”而对于那位忘恩负义的“南方先生”，小龙既没诉诸法律，也没庭下索赔，而是选择了宽容：“大家混口饭也都不容易，委屈一日三餐要吃饭的人，莫如委屈一下学术吧。这么一想，我也释然，大可不必愤世嫉俗了。”如果经费问题早一点解决，如果那位“南方先生”良心未泯，小龙是可以亲眼看见这部书的啊，现在一切都晚了！
然而，永远也不晚的，是小龙那颗与“少中”先贤们一样的闪亮的心，是那份执著于把“抹得干干净净、遮得严严实实”的“少中”历史昭示于天下的真挚的情。追悼会上，送别小龙的队伍有数百人之多，在他的灵堂前排起了长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师生们含着眼泪说，吴老师讲课很有吸引力，大家都很怀念他，他们学校正掀起“远学孟二冬，近学吴小龙”的热潮。已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声名不菲的吴小龙，生前住的房子还是学校分配给他的过渡房，“形单影只”地与他钟爱的书籍和资料共处一室。长年坚守冷门研究的他，收入不算宽裕，可是对于弟弟小山的生活学习，对于亲戚朋友的经济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小龙病重住院四个月期间，小山朝夕相伴在他身旁，以弥补自己平时照顾哥哥不够的歉意。在小龙陷于昏迷的两个月里，小山也不离左右，为的是每天都能看见亲爱的哥哥。小龙的女友告诉我：“小龙研究‘少中’，自己也学习‘少中’，时时处处以‘少中’为榜样，仿佛都变成了‘少中’人。”生前来不及留下一句遗嘱的吴小龙，在《少年中国学会研究》的结尾处留下了他在人间最后的心愿：
把这本书印出来，就算是我对“少中”朋友们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或许，我得离开这个题目一段时间了。此时此刻，不禁想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去国辞》里的几句：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常相忆！……”
也许，这个课题有它的局限性，“少年中国学会”有它的局限性，但，我对它倾注过感情，我对此永远不会忘记。
2005年7月6日凌晨三点
于京西万寿寺
小龙，现在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带着你的书，带着你的深情和厚意，去和你的“少中”朋友们相会了。他们都在天堂的门口迎接你呢，那其中一定也有我的祖父。
时代舞台上的冷静的观察者
笑 蜀
我是三年前在重庆北碚举行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认识吴小龙先生的。他专治少年中国学会历史，尤其从思想史角度，这正好是我一度涉猎的。而他对我几年前出版的两本书也一直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共同语言不少。更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平易、爽朗而不乏幽默感。我们一见如故，从此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的吴小龙，看上去很壮实。但不曾想，仅仅过了两年，我们在北京大柳树南站的一家小饭馆见面时，他已显得清癯而疲惫。我略感诧异，但总以为是过度劳累所致，没有也不可能往别的方面去想。
所以，当我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EMAIL，主题竟是“吴小龙去世”，不禁大为惊惶：应该是别的吴小龙吧不会是我的朋友吴小龙吧
但展开邮件正文，我已无语。的确就是他，的确就是那个朴实无华的吴小龙，那个温良敦厚的吴小龙，那个见面不多、但每次见面都让人如坐春风的吴小龙。
他竟然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一如他平时的低调。他才51岁呀！他的学术长河才刚刚开始向大地奔涌呀，他的思想绿叶才刚刚开始向天空舒展呀！他怎么能遽然而去，甚至，来不及跟他一鞠躬
在这个和暖的秋日里，我突然感到一丝淡淡的寒意，一缕隐隐的伤痛。
这是一个声嘶力竭的时代，这是一个旌旗乱舞的时代。时代的列车据说座位有限，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抢到了座位的人，才会是未来的选民，才会有荣华富贵。被时代列车抛弃的恐惧，因此成了诸多自命精英的聪明人的头号梦魇。为了摆脱这个梦魇，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民主，自由，公正；科学，打假，基督教，一切好听的名词，都被当作名利场。于是争抢风头，真不真诚不重要，需要就是一切，生命不息，出位不止。
处于这样的狂乱之中而不为其所迷，不为其所裹胁，无欲无求，从容淡定，在时代的舞台上做冷静的观察者，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需要自信，需要看的开。在我看来，吴小龙正是这样自信的人，这样看的开的人。任尔东南西北风，他几十年兀自独立，在历史的烟海中默默地爬梳，默默地问切时代的脉搏。一个真正隐于市的大隐！
有的人，可能一生中只见过几次面，却让你从此记住了他，每每想起他，心里都觉得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