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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那么纯粹。但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希腊文化在艺术上对人本身的关注就是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能企及的，在它的成熟阶段，希腊文化已把人像作为表现为美和崇高的事物，（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并在公元前五世纪达到顶峰。希腊的人像雕塑不仅追求解剖学上的精确，而且追求人物自身的情绪刻画，这是同期东方艺术所没有的，这恰恰就是孕育科学和理性的温床。因此，即使这样的艺术品其制作目的是为神灵或是为城邦，这种对现实的绝对模仿必然会导致瓦解人们对神的信任，这也始终是希腊艺术发展的一条主线。
近些年来有关介绍古代希腊的书籍出版了不少，佩氏这本《希腊艺术与考古学》是不错的一本，详略得当，图片丰富，开放式的写作方式对读者多有启发。联想到国内学者写的同类书籍，考古专业的缺乏艺术训练，艺术专业的又很难驾驭考古材料，不容易做到艺术分析与考古学研究的有机结合。这或许与我们的学科设置有关。西方考古学一般是设置在艺术史或者人类学的科目内，我们的多设在历史学科内，在艺术与考古之间的贯通就不容易。这本书或对国内艺术和考古学两方面都有借镜作用，让学者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古代文化史应该如何写。
我不知道是译者还是出版社的问题，本书作者一再强调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初学者能更容易地理解希腊艺术和考古文献。这类书籍一般都有详细的参考文献供进一步阅读，中文本删除了这些实在可惜。另外，书中还有译者对考古术语不熟悉、专有名称不统一、校译疏漏等问题。比如书中提到的“喷口杯”，它的原文是“Krater”，是一种大形的双耳侈口陶杯，其功能相当于商周青铜器的盉或斝，是希腊人用来调和酒的器皿。“喷口杯”是港台的译法并不能准确表达杯的器形。若按照器形，它叫罐或者钵更合适，若按功能则等同于斝，但叫起来容易引起误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译做“巨爵”，虽不到位，但把酒器的特点说清楚了。希腊的各式杯、瓶不少，书中多采用音译，那为什么“Krater”不译成“克拉特杯”呢？又如一些人物的年代错误实在不应该，如谢里曼的生年错成1882年，（第13页）实际应是1822年；谢里曼在特洛伊的第一次发掘变成了1970年，（第16页）实际应是1870年。这些还可以看出是校对方面出的错，可有的错误真叫人弄不懂为什么会发生。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年）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至前455…400年）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人物，生活的年代就是公元前五世纪，书中怎么错成了公元前十三世纪？（第83页）稍微了解古希腊文化的人都不会看不出来呀？佩氏的书是给初学者看的，对他们而言，最紧的倒不是观点和史料的正确，而应是材料不能有错。上面说的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对读者来说总是个遗憾。
（《希腊艺术与考古学》，＇美＇约翰·格里菲斯·佩德利：李冰清译，孙宜学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88．00元）
法云寺疑云
曾 园
周振甫先生所著的《洛阳伽蓝记译注》是一个谜。
众所周知，周振甫先生是《管锥编》的编辑，他和钱锺书先生在学术上的交流往还已成文坛佳话。如今周先生已归道山，“《管锥编》审读意见”让年轻学子读来仍觉振聋发聩，众多学子以拥有江苏教育出版社一套“周振甫译注别集”为幸事，希望细读该丛书以窥学术门径。
《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以北魏寺庙为主，兼及鲜卑拓跋王朝进入中原后几百年汉化与佛教化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典章、军事、外交的各种掌故趣闻。被学者认为“妙笔葩芬，奇思清峙，秾丽秀逸，烦而不厌”。这段历史正是南北朝长期对立的历史，其中夷夏之辨、种族意识犬牙交错状态尤为迷人而恼人。陈寅恪先生的诗《旧史》说的正是这段历史：“厌读前人旧史编，岛夷索虏总纷然。魏收沈约休相诮，同是生民在倒悬。”但是此书版本错讹较多，上世纪以来，经过张宗祥、周祖谟与范祥雍先生的校勘与注释，此书已晓畅可诵。
2006年出版的《洛阳伽蓝记译注》编排醒目，译注多有新意，尤为难得的是周振甫先生首次将此书全部译为白话文，对初学者来说可谓功莫大焉。但细读后发现全书遍布错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杨街之文笔华丽，考据更为精审，但译成白话文以后读来风味顿失，甚至时时感到骨鲠在喉。由于错误太多，我仅从155页到178页的极少量篇幅重点谈谈我的疑惑。这一部分讲的是《法云寺》。
第155页：原文是“寺北有侍中尚书令临淮王彧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风仪详审。容止可观。”周先生的译注中把“彧”译成“荀彧”。并引《魏书》卷十本传介绍“彧字文若……尔朱荣入洛，杀害元氏，彧奔萧衍……”这里的“彧”指的应该是“元彧”。尽管两人的字都是“文若”，但是相隔了几百年历史。况且荀彧不仅是三国人物，在周先生熟悉的文学领域里，本属于政治家荀彧因身体有香气而使他的名字成了文学典故。古诗中于是有了“荀令香”、“令君香”、“令公香”等说法，更有把香炉直接称为“苟炉”的。李商隐《韩翃舍人即事》一诗中有“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而在这段很长的译文里讲述的是不仅没有一天梦想过称王、还阻止曹操称王的荀彧在死后几百年却过上了豪奢的王爷生活。然后等到“尔朱兆进入京师，荀彧被乱兵害死。”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荀彧在历史上的第二次死亡了。
第156页：“即《汉书》所说：‘采土筑山，每十里路筑就里山坡，用来模仿二座崤山。”’这里的《汉书》应为《后汉书》。这一点在范祥雍的译注里已被指出了，如果后出的译注好像前人的研究都不存在似的，那文化传承的意义何在呢？
同一页讲刘宝的内容错得太多，原文是“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结果译成了“至于盐和粟的贵贱，市价的高低，所在地方都一样，由他决定。舟车所通或足迹能到处，没有不做商业或贩子的。”译者没有想到刘宝设立的是连锁店，全国分店的商品价格自然都一样。译者想到的只是“所有地方都一样，由他决定。”如果这段话如此毫无新意，惜墨如金的杨衙之为什么写出来？而“没有不做商业或贩子的”更是不通。同一段“产匹铜山，家藏金穴”是用典，即使不知道用典也不能翻译成“他的产业就像有个铜山，家里藏有金子的穴洞”。紧接着是把“宅宇逾制”译成“他的住宅越过制度”。下面一句“天下妙伎出焉”译成了“天下高妙的技手出在这里。”用“技手”来称呼歌伎恐怕过于生僻了。然后，译者在这段把“朝廷为之旰食”译为“皇帝为它忧得不得早食”。“旰食”的意思是晚食。“不得早食”在注释里似乎说的过去，放在全译本里就有些可笑了：好像皇帝一直是早食的，不能早食（哪怕是正点）就很不高兴。
译者不怎么翻字典，想怎么译就怎么译，看过全书的人会有一个感觉，译者写译文时一般不顾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序，而是按照文言文词序，把文言文单词中的每个字加上一个词组成新词，苟且排列出来就算完事。多数译文都经不起推敲。初学者读了此书还以为文言文本身就是不通，无法讲清楚。
译者的文言文知识有时似乎非常贫乏。第163页把“诸羌闻之，悉皆流涕”翻译成了“众羌人听了，都流下鼻涕。”第158页的译文是“狐狸开始时变成一个妇人，衣服穿得很漂亮……当时有夫人穿着彩衣的，人们都指为狐狸要迷惑人。”原文其实是“衣服靓妆”，不仅指穿了漂亮衣服，还有化了妆的含义。“人皆指为狐魅”译成“人们都指为狐狸要迷惑人”，此句语法不通，套的是文言文词序。“狐魅”其实就是“狐狸精”，译过来就是“人们都指指点点，把她当成狐狸精。”意思清楚明白。
此书学者们多半是不会去看的。可对初学者来说，很多该译的地方又不译，比如说露积（露天堆积）、关防（边关，或有军队驻防的关隘）、“复道”（楼与楼之间的空中走廊）这些词都原封不动的搬到现代汉语中来了。把“加开府”译成“加上开府的官衔”。译了等于没有译。在第199页还有这样的译文：“日月的运动转换，不知道它的度数。”这句话令人吃惊：鲜卑人经过短期的汉化天文学知识就那么发达了？似乎还知道黄道十二宫的准确位置？原文“阴阳运转，莫知其度”无非是说不知道日月的长度罢了。更何况这里说的是游牧民族噘哒。他们也没有必要把天文学钻研得那么透彻。在163页，有这样一句译文“有金凤衔着铃，金龙吐着佩带。素柰朱李的枝条进入屋檐。”原文的“金龙吐佩”被译成“金龙吐着佩带”，“佩”其实要么被解释成“玉佩”，要么被解释成“旆”。“素柰朱李”译者又懒得去译，“柰”即“花红”，初学者恐怕也是不知道的。
还有原文尚可懂，译了不如不译的地方，如把萧怿的一句话“胡马鸣珂者，莫非黄门之养息也。”译成“胡马叫着挂上玉的。”把“精进”这种已入现代白话文的词译成“精干而有上进心。”“始为宝卷追服三年丧”译成“才替宝卷追带了三年丧服”。
但是此书中并非毫无学术价值，也并非处处草率。第66页“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后加注有“太康六年即285年，这年的九月朔式丙辰，不是甲戌，大约记错了。”这说明译者在此处心细如发，用力甚勤。据此书的前言，周振甫先生生前并没有看到此书出版。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