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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做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愤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俱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惟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沈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纔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沈思中，废墟纔能上升为寓言。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忧心忡忡
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纔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年开头十天依次发
表对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闲话少说，立即进入正题。我已走过的路程和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没法不大，又难免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得很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匮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口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都很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懮心忡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数据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泼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
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以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心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Ｓｕｒｙａ旅馆
巨大的问号
昨天深夜抵达开罗。在罗马时代，这条路线坐船需花几个月时间，很多加载史册的大恩怨和大征战在此间发生，例如〃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屈拉和罗马将军安东尼就在这个茫茫水域间生死仇恋、引颈盼望，被后人称为古代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
但是，就埃及而言，克里奥佩屈拉还年轻得不值一提。我们为寻找希腊文化的源头而来，在法老面前，连那些长髯飘飘的希腊哲人全都成了毛孩子。从希腊跨越到埃及，也就是把
我们的考察重心从两千五百年前回溯到四千七百年前，相当于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