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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纔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来贬斥一切来华的外国考古学家，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慷慨。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Ｍｅｌｉｎａ Ｍｅｐｃｏｕｒｉ）。发数据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Ｒｏｙ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旅馆
你们的祖先
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四五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
这些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灾祸和离乱为主题。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
啊，我们的女神，
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
女神也有回答：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
唉，我的故乡，
已经离我太远太远！
这是四五千年前从这里发出的柔弱声音。
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儿童医院看看。
败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美、英等多国部队和联合国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
孩子总是让人心动。
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
鲁豫弯下身去，要前排一个男孩子拿出课本来看看，男孩子拿出来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都那么珍惜，用塑料纸包着。
这种细节让我们十分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到车上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
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塑料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它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而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不真实，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
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桂平连忙把他们拦住，鲁豫赶过去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辆平板车拉在路边。
这个哥哥头发微卷，脸色黝黑，眼神腼腆而又成熟，一看就知道已经承受了很重的生活担子。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平静地说，父亲死于战争，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这个简练的回答使我们都沉默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两枝圆珠笔，塞在兄弟俩的手上，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孩子，你们可能都不识字，用不着圆珠笔，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在你们拉车空闲时，哪怕像祖先刻写楔形文字一般画几笔吧。这番心意，来自你们东方那个发明了甲骨文的民族。
去儿童医院，心里更不好受。那么多病重的孩子，很多还是婴儿，等待着药品，而药品被禁运。病房的每张床上都坐着一个穿黑衣的母亲，毫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鲁豫想打开话题，问一位母亲：〃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你心里一定……〃话没说完，这位母亲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鲁豫想道歉，但自己也早已两眼含泪。
我们想给病房里的每位母亲留点钱，但刚摸出，就被医院负责人严词阻止。我只得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徘徊。走廊里，贴着很多宣传画，都以儿童为题材。一幅的标题是〃禁止杀害伊拉克儿童〃；另一幅的标题是〃记住〃，画了一双婴儿的大眼。
我心中涌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话语，一时理不清楚——
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
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推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
我想我有权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忽闪的眼睛
突然接到当地新闻官通知，今天是巴格达建城纪念日，有大型庆祝活动，如果我们想拍摄报道，可获批准。
我们问：〃萨达姆总统参加吗？〃回答是：〃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来，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那就去一下吧。
由新闻官带领，我们到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体育场。看台上已坐满观众，高官们也正逐一来到，主要是穿军装的军官。
沿途士兵一见军官不断地做着用力顿脚状的行礼动作，而军官们一下车则一一互相拥抱，用胡子嘴在对方的胡子脸上亲来亲去。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太胖，但军装设计得很帅气，尤其是帽子，无论是大盖帽还是贝雷帽都引人注目。在花白头发上扣上一顶贝雷帽真是威武极了，连身体的肥胖都可原谅。
经过层层岗哨，我们这批人全被当做了拍摄记者，直接被放到了体育场中心表演场地上。同伴们觉得我什么摄影机也没带，又西装笔挺，在人家的表演场地上晃悠三四个小时不是事儿，我觉得这样自由的方位纔有意思。
蚌然看见主席台的贵宾席上有一位先生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在一级级地往下挤，定睛一看，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先生。张大使执意要我坐到贵宾席去，我则告诉他，在戒备森严的中心我居然能在这么大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求之不得。大使立即明白，笑了笑也就由我去了。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外国媒体只有我们一家，再加上韦大军、谢迎、桂平几位都穿着印有〃凤凰卫视〃字样的鲜红工作服，长长的摄像机往肩上一扛，成了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