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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终于挪步，进入一个夜空般的大厅。上下左右全是曲折的镜面结构，照得人就像置身太虚。不知哪里燃了几排蜡烛，几经折射变成了没有止境的烛海，沉重的夜幕又让烛海近似于星海，只不过每颗星星都是扑扑腾腾的小火苗。
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边传来极轻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亲们在嘱咐孩子，还是历史老人在悲怆地嘟哝？
走出这座纪念馆的每个人，眼睛都是红的。大家不再说话，慢慢走，终于走到了一座纪念碑跟前。内弧形的三面体直插云霄，它纪念的是一切在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没有国界，不分民族。
法西斯摧残的不仅仅是某个民族，而是全人类，所以全人类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不远处的墙角里放着一条小木船，旁边挂了一个说明，原来这条小木船是荷兰的反抗者组织在那最险恶的年月每天深夜用来偷渡犹太人的，一条船至多能坐三个人，加上另外几条，居然解救出七千多人。怪不得纪念馆周围的花坛、草坪上刻有大量感谢牌，感谢当年解救过犹太人的各国人民和各种组织。每个感谢牌边还种一棵树，如今已浓阴蔽天。
我很看重耶路撒冷有这样一座纪念馆，因为有它存在，多种宗教纠纷和民族冲突碰到了一条真正划分大善大恶的底线。有了底线，也就有了共同语言。
记得去年寒风凛冽的一天，我曾来到德国柏林的一个老式体育场，希特勒在那里举办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次运动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抵制，因此当年这个体育场内的景况，是既嚣张又凄凉的。那些国家对希特勒的军事暴行无可奈何，但敢于抵制奥运会，原因就在于希特勒这次打扮出了一个文明的姿态，摇晃出了一个文化的美名，这就有机会让他看一看文明的底线了。
对野兽无可理喻，但野兽居然也念叨起奥林匹克，那就可以对它有态度了。
在罗马时，处处都避不开墨索里尼的影子，事实上他在保存和弘扬古代文物方面真是做了不少大手笔的事，有时还能在电台听到他当年演奏的乐曲，可见他对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并不陌生；但作为法西斯头子他逾越了底线，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耶路撒冷，夜宿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多一点遗忘
耶路撒冷太浓了，浓得稠稠黏黏，连呼吸都有点急迫。
今天暂换一个方向，去加沙地带。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一到关口就感到气氛远比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紧张。
迎面是一个架势很大的蓝灰色关卡，以色列士兵荷枪实弹地站了三个层次。头顶岗楼上的机枪，正对准路口。远远望进去，经过一个隔离空间，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关卡。
这里要查验护照，但谁都知道，护照上一旦出现了以色列的签证，以后再要进阿拉伯的其它国家就困难了。因此，前几天从埃及进关的时候用的是集体临时签证，但那份签证今天并没有带在身边，于是我们这帮人究竟是怎么进入以色列的，都成了疑问。更麻烦的是，几辆吉普车无牌照行驶的问题在这里也混不过去了。
有一辆警车朝我们的车队驶来，警车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看派头，级别不低。他不下车，只是看着围上去的我们几个人一个劲儿摇头，〃你们，居然连什么文件也没有？没有签证，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许可？〃
他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车队，耸耸肩，不再说什么，只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
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打电话找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不多久，常毅参赞和他的夫人潘德琴女士就开着车来到了关口，几经交涉，以色列警官终于同意我们几个人坐着办事处的外交公务车进去。
车子驶过巴勒斯坦关口，倒不必再停下检查，我们向憨厚的士兵们招了招手，他们咧嘴一笑，就过去了。
加沙地区的景象，与杰里科差不多。我们先到一个难民营，难民主要是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各地阿拉伯人，由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现在也已形成了一个小区。满眼是无数赤着脚向我奔来的天真孩子，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惯例，逃难过来的已是他们祖父一代了。
加沙地区被以色列包围着，阿拉伯人进出很不容易；但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整个国家都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着。更让我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群固执的犹太人在加沙地区住着，决不搬走，但他们只能用铁丝网把自己围住。
这就构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包围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深入我，我深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断，离不开，扯不清。
双方都有一笔冤屈账，互相都有几把杀手锏。就像两位搬不了家的邻居，把伤疤结在一起了。
败想去看看加沙境内的犹太人居住点，却有铁丝网、岗楼、探照灯包围着。我们想走近一点，阿拉伯朋友说，这已经是最近了，再近他们就会射击。其实，每一个定居点里只住了十几个犹太人，保卫的军警数量与他们差不多。他们在定居点里也没有象样的营生，艰难又危险，却坚持多年，来表示他们的领土观念。
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圈圈互相包围的网，觉得这是人类困境的缩影。
事情开始时可能各有是非，时间一长早已烟雾茫茫。如果请一些外来的调解者来裁判历史曲直，其实也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会使双方建立起自己的诉说系统，倒把本该遗忘的恩怨重新整理强化了。
我在这里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朋友都作了深入的交谈，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都应该多一点遗忘，让往事如烟，然后搁置情绪，用现代政治智慧设计出最理性的方略。
记性太好，很是碍事。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因此应该警惕。
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历史负担太重，玩弄历史的人太多。
只有把该遗忘的遗忘了，历史纔会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
可惜直至今天，很多历史只喜欢做皱纹里的文章。
为了加深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决定明天去参观城西的大屠杀纪念馆。那里，供奉着全人类共同确认的一些原则，因此可以让我们体验，历史的哪些部位纔不该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加沙地区，夜宿耶路撒冷Ｒｅｍ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把伤痕当酒窝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小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
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纔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燃，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亲一九二八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阿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纔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