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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在大明传教，”朱慈烺补充道，“至于是否适合大明，这应该由大明说了算。不过你希望与会的愿望我不能贸然答应，因为龙华民先生是耶稣会推荐的人选，而我并不知道大明还有教区区长之类的职位。”
汤若望自知失言，连忙垂下头去。可以说，他与龙华民之间的斗争是贯穿整个传教生涯的。
在利玛窦死后，龙华明作为天主教中国教区的会长，召开嘉定会议，希望彻底否定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最后虽然没有成功，但龙系的激进传教士仍旧引发了南京教案，导致传教士被驱逐，在内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挽救天主教的人正是汤若望。
虽然他的资历并不算最高的，但他坚定站在了利玛窦的旗帜之下，甚至走得更远。比如他可以为了迎合达官显贵，给他们看风水，挑选吉日，这都是耶稣会内部对他不满的原因。
然而从参与修订《崇祯历书》到主持铸炮，汤若望的确一步步扩大了天主教的正面影响力，为崇祯所接受，还赐下《钦褒天学》匾额，高悬教堂，几乎成了护身符一样的宝贝。
如果放任汤若望继续下去，说不定中国真的会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传教士会从根本的价值观上摧毁华夏文明存在的基石，使得开放包容的中国人变成唯利是图、狭隘偏执的天主教徒。
朱慈烺费了数年功夫才将满清这头饿虎打跑，难道还会亲自引来天主教这匹野狼？
汤若望看着皇太子殿下远去的身影，心中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因为他在刚才的对话中坑了利类思，以至于利类思被“放逐”去了南京，这也使得这位西西里贵族对他心存芥蒂，尚未离开北京，就转而支持自己的老搭档安文思。
利类思看到了汤若望的真相，彻底从一个调和者变成了敌对者。同时，他也认为龙华明回归大明主持教务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而促成这桩事的人，在他看来，恰恰就是汤若望。
“我们皆因亚当而有罪。”
利类思在回南堂的路上喃喃自语，手中飞速转动圣母念珠，用《玫瑰经》来压抑胸中的不悦。
……
崇祯二十二年四月中旬，《耶教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从是年五月初一开始，凡有僭称“天主”者，皆以十恶中的大不敬论罪。天主教在大明的官方名称有且只有一个：耶教。
至于是信奉耶和华还是耶稣，或是耶路撒冷、椰子汁……这倒不重要。
除了耶教这个名字不合传教士的心意，管理办法中严禁传教士在宗教场所之外进行宗教活动，也让他们觉得束手束脚。这条之下，还杜绝了在士大夫家中进行宗教行为的可能性，不让传教士有漏洞可钻。
对于龙华明而言，这个规定是打在脊背上的荆条，虽然痛，但还能忍受。然而明廷宣布所有信奉耶教的明籍人士必须在户口上备注，同时抄报教录司、刑部。耶教信徒每旬都要主动去本县警察局汇报宗教行动，以及是否有违法行为。
这就有些宗教歧视的意味了。
教录司是大明僧录司和道录司的合成体，由全真郭真人出任正印，正一张天师出任副印，隶属礼部。其职权范围包括管辖天下出家人，以及兴建各种宗教场所的审批。
在这点上，朱慈烺给出了数目限制，无论是道是佛或是耶教，各省、府、州县的总数就是那么多，具体名额只有内部协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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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九 牒书走报州与县（12）
这种明显崇道的行为，自然让和尚们不悦，但他们在教录司中只有一席，被道士压住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从全民信仰来说，道教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起码家家户户都要供灶王爷，还要担心灶王爷上天庭告小状——这都是道教体系的世界观。
而且和尚们再不悦，也总比耶教强，他们在教录司连一席之地都没有。
龙华明作为一个外来者，很能理解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而且在与明国皇太子商谈之后，龙华明对传教有了更大的信心。
皇太子明确支持他“弥补利玛窦的过失”，将耶教主神改为拉丁语音译，不再使用“上帝”这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词。
——中国人早在五千年前就拜上帝了，春秋时代就有了歌颂上帝的诗篇，那时候的欧洲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而如今却有一帮欧洲人跑来教育中国人该如何侍奉上帝，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同样不能使用的称呼还有“造物”，因为这与华夏传统信仰抵触，耶教必须尊重本地信仰。
中国信徒不能够祭祖祭孔的问题也得到了皇太子的支持。这点上让龙华明大为震惊，因为他以为中国人对祭祖祭孔的迷信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的，没想到竟然获得了中国皇太子的支持。
只是他不知道，一旦耶教严禁祭祖祭孔，不用明廷封杀，普通百姓就会自觉抵制。
更何况皇太子尊重耶教的教义教规，并不代表放弃了华夏传统。所以凡是有条件而不祭祖宗者，当以不孝论，发配辽东、台湾。
凡是不祭孔者……这个不用法律惩戒，光是儒生士大夫就能喷死他。
在单纯地得到了好处之余，皇太子也与龙华明达成了互助条款：外国人出入境管理。
凡是崇祯二十三年以前到达中国的外国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必须申请大明签证。其中自然要提交各种身份证明，而这光靠市舶司和警察局很难辨别真伪。
历史上有两个“闵明我”，正是西方传教士冒名顶替的结果。
龙华明作为耶稣会教士，排斥其他修会是他的本能，如今正好借助外国人管理。将西班牙间谍挡在门外，道明会的“入侵”危机也能够顺利瓦解了。
崇祯二十三年以后，外国人都必须在大明的驻外使馆取得签证，方能在大明的领土、海外领地入境。唯一例外的就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可以在澳门和台湾入境居留十天。十天内只要得到签证就能进入大明内地，如果签证被拒，则必须离开大明领土。
为此，朱慈烺不得不提前考虑驻外使节的人选。
按照大明挑选使者的惯例，使节必须学贯古今、能诗善文、仪表堂堂、言辞得体。这样才能够不坠大明的国威。再考虑到长达十年任期，久居异国，所以年轻人并不合适，只有老成能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行。
这个消息被有意无意地放出去试水之后，朝中百官视若畏途。对他们来说，出使朝鲜和琉球已经够受罪的了，在海上漂泊七八个月然后与一群蓝眼黄发的蛮夷之乡生活十年，这简直是比流放还重的刑罚。
甚至有人说。一旦被选中，索性犯点小罪。即便流放辽东也比去千万里之遥的葡萄牙要强。
有人躲，自然就有人愿意去。
好不容易恢复了自由的唐王朱聿键在宗人府任职并不愉快。
虽然皇帝和皇太子待他都算客气，但是宗室之间也有攀比，或是比血缘，或是比财势。
朱聿键是太祖二十三子唐王朱桱之后，血缘上就弱了一头。其他宗室如晋王、鲁王、德王、衡王。虽然被皇太子搜刮了一道，好歹架子还在，而唐藩却是一点积蓄都没有了。
朱聿键在凤阳拿到了赦免诏书之后，甚至穷得凑不出上京的盘缠。
在宗人府上班时，看着亲戚锦衣玉食。时不时还能拿出各种昂贵精巧的小玩意，自己却连见都没见过，衣衫槛褛，如同小吏。如何能不让他心情压抑？
“陛下，臣本有罪之身，德蒙圣恩，以脱樊笼，今国家有用人之需，臣愿出使欧罗巴葡萄牙国。”朱聿键上了题本，再三请求前往葡萄牙。
崇祯知道葡萄牙的位置，也知道海上航行要**个月，万一在船上染病就只有等死的份。就算没有染病，船行海上，风大了容易翻覆，风小了却又不足以张帆航行，在无风处一停就是数日，极为煎熬。
从这点上论说，崇祯更希望以罪官贬谪的形式委任大使，再不济也要以重利诱人前去，万万不能让自家人去遭受这份罪。然而唐王却打定了主意要去葡萄牙，见识泰西风俗，这让崇祯皇帝十分为难。
“臣知道此途艰难，然则臣身为宗亲，岂能不为君父分忧！”唐王道：“更何况臣自幼为奸人所害，囚于暗室，后又蒙昧犯法，圈禁高墙，于心所愿无非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亦易也，而行万里路却罕有机缘，还望陛下成全。”
崇祯感情细腻，想到唐王幼年不幸，心中也颇为酸楚。至于囚禁凤阳，则是因为救国心切，当时虽然让人恼怒，现在回头看看却也不算什么大事。一念及此，崇祯道：“这事还要与皇太子商议方可。”
唐王知道现在是皇太子当家，皇帝只是个摆设，也只好退而求其次，道：“求陛下代为分说。”
崇祯点头答应下来。
朱慈烺对于大使的人选并没有特别要求，他已经写好了一本《驻外工作手册》，从签署签证到保护侨民——目前在欧洲还没有，乃至于对签证人的背景核查，对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的考察汇报，都一一做了规定。
只要是个智力正常，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按照这本手册去做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的。
“父皇，唐王既然愿意远赴重洋，咱们也不该一味阻拦。”朱慈烺就此对崇祯道：“若是父皇担心，便以亲王就国的制度让他路上安全些便是了。”
“任期十年也太过漫长，”崇祯道，“他如今已经四十七了，十年之后再如何长途跋涉回来大明呢？”
朱慈烺想了想，只好道：“那便五年吧。”
其实一头一尾算上路上的时间就要去掉将近两年，真正的任职时间也只有三年。身为大使还有传达明朝政策，影响欧洲国家关系的任务，如果更换太过频繁恐怕很难得到欧洲王室的信任。
崇祯却觉得五年还是太长，不过再短就不用任职了，简直如同旅游，也只好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