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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满意；二是打这个官司有宪法意义，十六大提出的“建设政治文明”，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制建设，而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法律没有禁止或规定到的内容，行政机关是不允许做的。三是很明显，带书入境的人现在无从知道哪些是属“禁书”之列，“知情权不是空的”，朱元涛说。
2003年1月1日，朱元涛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首都机场海关。
三大争议焦点
2003年2月24日，有着十多年律师执业生涯的朱元涛第一次以原告身份出在法庭上。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携书入境是否应当申报；《红》书性质如何确定；原告是否属于“走私”。
首都机场海关称，经海关审查，《红太阳》一书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朱元涛携带该书入境，未向海关申报，已构成《海关法处罚细则》第三条第（二）项所列“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境物品”的行为；原告则认为，该书不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印刷品，是否所有境外印刷品在通关时都要进行申报，海关并无明示，且海关没有受理此类申报的窗口，故携带该书入境未申报的责任不在行为人一方。
朱元涛对进出境物品（含印刷品）全部“申报”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他说，根据公安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从2001起，我国每年进出境的人次已过2亿。显然，要求每一个进出境人员申报携带物品（含印刷品）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正基于此，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的颁布。但目前，公众无法看到有关印刷品等进出境的类似《目录》。
6月19日，一审宣判。法庭认为，根据有关法规，进出境旅客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有依法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的义务。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也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首都机场海关在扣留朱元涛携带的《红大阳》一书后，依程序请示海关总署，在得到批复后，对该书所作没收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朱元涛败诉了。
6月25日，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否的审查，但却有意回避了对首都机场海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至今不明白首都机场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书为禁止进境的印刷品。
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广汇新民律师事务所的富敏荣律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对何为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有明确规定：“（1）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污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2）具体描写性行为或淫秽色情的；（3）宣扬封建迷信或凶杀、暴力的；（4）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出境物品表》中列明的禁止进境物品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首先有害的印刷品、胶卷、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激光视盘、计算机存储介质及其他物品”。因而，对《红》书的性质判定是本案回避不了的问题。
采访中，首都机场海关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对《红》书的定性是比较慎重的。从8月5日扣书到12月收到海关总署监管司的批复，历时三个半月，经历了审读、判断、请示的过程。仅审读，就花去一位贾姓同志11天的时间。但朱元涛认为这种封闭式、非专业的定性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根本抵触。
学者许纪霖认为，《红》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2000年3月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曾得到包括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琏等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充分肯定。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的图书馆里，这本书可以自由借阅。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6月重印了此书。
他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花了20年心血研究、写出的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仅由一个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海关工作人员用11天时间审读，便轻易得出了该书“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等结论，实在有些轻率，这也与海内外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形成了巨大反差。
记者采访时，无意中被卷进此事的高华教授正在香港访问，辗转得到的他的态度是：一开始有些紧张，因为牵涉到对自己作品的“定性”；当得知高院终审结果后，他“非常高兴”。
高院终审判决
2003年8月7日，二审开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实体审查。
2003年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行初字第59号行政判决书；撤销首都机场海关2002年12月1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记者在判决书上看到，对于一审另一个没有正面回答的“是否走私”问题，高院做出了回答：“就本案而言，朱元涛携带的《红太阳》一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管理的范围，是确定其是否构成走私的前提。”
法庭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而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红太阳》一书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没有具体引证该书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的哪种情形。
因此，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应予判决撤销的情形。
据此，被上诉人首都机场海关提出维持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高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维持首都机场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应予纠正。
还有一行字，力透纸背地印在判决书上：“（海关）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权、特别是在查处具体事项中，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合法正当。”
（新民周刊 2004年6月25日 ）
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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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华撰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引起关注的重要成果。此书的标题就点出该书主旨在于回答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如何在中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内获得认可和确立的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全局性问题。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
如果说，在读高华此书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过延安整风作为运动模式对中共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么读罢高华此书，读者可以得出结论：延安整风对于中共不仅重要，它实则是中共历史的决定性的转折点。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义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会有中共的建国。延安整风不仅将中共锻造成为一个统一号令、统一纪律、统一思想的铁的团体，也为中共建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式和动员程序。从中共建国以后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运动来看，没有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延安整风，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运动；不对延安整风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实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共政治运动的机制和规律；而不理解中共政治运动，也就无法理解中共的历史、中共的性质。
高华此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五章：上编探寻整风运动的起源，下编研究整风运动的进程。整风运动发端于1942年，但其根源却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创立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前五章是疏理整风运动的“史前史”，将研究的触角一直伸向中共的创始时期。通过对整风运动的“寻根”，读者可以发现，在中共运作的初期就已经隐含着对自己同志残酷斗争的传统。这一传统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险恶环境相联系，但根源仍然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高华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历时三年之多，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互相衔接又层层推进的阶段。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党史不仅千篇一律颂扬整风运动的伟大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对整风中的一些重大史实也隐而不报，如将整风后期残酷打击革命同志的长达半年之久的“抢救”运动，说成是整风的插曲并将责任推到康生身上。80年代以来，一部分文献资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随着大批中共冤案的平反，数量可观、较为真实的个人回忆录得以问世，才使得延安整风的真相有可能重现于世。高华新着是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