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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些非常客观的数字也表明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从1924年到1929年，当时还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否的可靠标准的钢产量年平均上涨百分之八。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the US Bureau of the Census）后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21年至1929年的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字虽然一般，但它毕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只可惜人们的乐观情绪膨胀的速度大大超前于这些数字。特别是在一些领域和股市出现繁荣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系里出现的歪曲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债务。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还欠美国将近120亿美元的债务。虽然美国放弃要求德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赔偿，但它仍坚持要求其盟国偿还这些借款。这些国家因此被迫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从国库空虚的德国那里收回战争赔款来偿还美国战债。在这种复杂的战争赔款要求和债务网中，20年代里各国都在谋求欧洲财政状况的持久巩固。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有远见地要求美国政府将所有这些偿债义务都宣布为无效和把战争赔款限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金额上，以减轻“旧大陆”的重建工作。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在所有重要的会议上都会就这些债务问题进行讨论。
但是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也还是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同样非常危险的薄弱环节，例如美国的整个农业就几乎没有参与到这种蓬勃发展的进程中。1929年，美国农民的收入比1920年少百分之十三。在农业领域形成了危险的成本利润剪刀差，这是因为农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下降，但工资却在上涨。农民和原料生产商一样也因世界范围内产品的供过于求而遭受到巨大的损失。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断扩大生产，而到战争结束以后，衰退的欧洲是无法再充分利用这些生产能力的。在股市恐慌爆发后，胡佛总统也在其《国家形势报告》中把萧条的责任归咎于小麦、橡胶、咖啡、甜菜、银、锌和棉花的生产过剩。这些较低的农产品和原料销售收入加重了许多只能赊购产品的供应国的经济负担。
但还是有一些事情对公众的这种极度热情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公共机构通过短期资金来为政府的长期投资筹措经费。例如德国的市镇政府就曾用期限为3个月的汇票为公共建筑筹措建设资金。当到期期限临近的时候，政府会去吸收新的短期贷款。
然而这一切最初对世界范围的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干扰很小，乐观情绪继续膨胀，也有大量的货币可供人们使用。恰恰是这种不太繁荣的经济才更有利于股票价格的上涨，因为这样工业就不会需要所有的资本来扩大其生产能力，而是使投机者得到了从事证券股票投机所需的资金。此外，银行也慷慨地为股票经纪人提供贷款，而这些股票经纪人又会同样大方地把这些钱转借给他们的客户。1927年底，也就是在股价开始最后一次大幅上扬以前，给经纪公司的贷款就已达到44亿美元。直到1929年秋天，这一贷款金额增加到85亿美元。经纪人开始前所未有地向公众兜售他们自己，他们在杂志和报纸上做广告，宣传他们的投资技巧。大银行也卷了进来，很多人为了参与经济繁荣而雇用经纪人。经纪人多数都是本地的。通过分理处与公众接触的想法还很新颖。像纽约花旗银行这样的银行就开办了数百家证券分理处，这些分理处通过将近12000英里的通讯电缆连接起来。其首席经理查尔斯•；米切尔是最直言不讳地支持为别人投资的人物之一。美国的上千家经纪人分理处也鼓励新老客户参与到这种大型的股市投机活动中来。对客户信用的调查也不严格；谁需要资金进行股票买卖，在通常情况下都能得到它。
欧洲股市也呈看涨趋势。虽然在德国已在1927年预示着世界经济危机即将来临，但纽约股市的行情仍旧大幅上涨。投资资本从整个文明世界涌向华尔街，1927年底，股价的上涨转变为股市的极度景气。1927年秋天，美国中央银行更是火上浇油。为了能够通过低息来阻止资本从经济实力已被大大削弱的欧洲涌入华尔街，美国中央银行将贴现率从百分之四下调至百分之三点五。此外，为了给美国的银行体系注入货币和借此来进一步降低利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还在公开市场上大量买进有价证券。
充足而便宜的资金和不减弱的乐观主义精神继续推动着股价的上涨，以至于不久后一种兴奋状态就在整个美国四处蔓延。那个时候，华尔街正经历有史以来市场走势最疯狂的时期。当时的经济成长快速，股价大幅飙升，20年代的狂热气氛正炽，任谁都挡不住。这一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投资大户是雷克伯（John J。Raskob），他向小投资者展示了如何在20年的时间里让15美元积聚成8万美元的资产。雷克伯似乎是当时在短时间内积聚巨额财富的最好例子。在贫穷环境下长大的他成为了皮埃尔•；S•；杜邦（Pierre S。 du Pont）的私人秘书，不久后他就开始从事大型证券交易并参与了帝国大厦的筹资活动。雷克伯在接受美国杂志《仕女居家月刊》（Ladies' Home Journal）的采访时曾表示，每个美国人每年只要投资1万美元，并且把钱拿来买绩优的普通股，那么每位民众就都可以变成有钱人。人们为什么就不应该相信这样一个人呢？
在华尔街有许多“通过自我奋斗而成为百万富翁的投机者”，例如曾暂时控制着像IBM或是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这样的大公司的杰西•；李佛摩尔（Jesse Livermore）。杰西•；李佛摩尔曾说道：“若你看对市况却没有从中获利，当中一点意义也没有”。当时最伟大的金融评论家之一戴斯（Edward J。 Dies）曾赞赏说：“即使李佛摩尔身上的每一块钱都被抢光，只要经纪商给他一点点小小的贷款，把他关在房间中，给他报价资料和几部电话，经过几个月的热络市场波动后，他又会抱著一堆新的财富再出现。”而正是这个20世纪初最杰出的股票和期货投机家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四度破产之后，于1940年11月在纽约雪莉霍兰酒店（Sherry Netherland Hotel）的衣帽间自杀身亡。他身后留下的财产只有不足1万美元。李佛摩尔是一个真正的孤注一掷的投机者。
投机活动营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体系，股价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在银行机构、在中央银行、在政府和在股票经纪人那里到处都有巧妙地操纵股票向着行情上涨方向前进的投机客。此外还有那些结成包销证券银团的超级投机者们，他们会想法设法吸引投资公众参与股市投机，然后以高价在股市上卖掉手中的股票。
在投机活动最为盛行的日子里，在交易所大厅里当时有1000多个经纪人及其助手忙于处理客户订单。在20世纪20年代和今天，股票交易员都适合担当重要的角色。股票交易员只关注几只股票并试着按一定的程序对其进行交易。他们是专门替客户买卖股票和尽可能使购买委托和销售委托达到平衡的股票经纪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会在由自己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股票的买卖。从这种双重角色中当然会产生冲突，今天可通过交易所法和交易所规则来尽量避免这种冲突的发生，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股票交易员的工作与大投机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当时最著名的股票交易员是负责投机公众最喜爱的股票——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的米切尔•；米汉（Michael Meehan）。在不几年的时间里米汉就从百老汇大街上的入场券销售员成长为特别聪明和特别富有的股票交易商。1929年，光是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8个席位就值350万美元。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资格，也就是“席位”，必须花钱购买才能获得。在股市最繁荣时期，米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就值40多万美元。1928年，灵活的37岁的红头发的米汉就被看作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因此当米汉邀请一大批知名的投机者加入到由他组建的当时受欢迎的投资集合基金时，他们都很乐意加入，也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美国无线电公司在“黄金的20年代”经历了繁荣，投机者们也顺理成章地去疯狂抢购美国无线电公司，在股市上简称为“无线电”的股票，对无线电的股票进行交易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个大的投资集合基金想把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全部买进，然后通过大肆宣传来哄抬该股票的价格，最后把股票高价卖给该股票的追随者。共有63个追随者联合成“无线电辛迪加”，这其中有许多有名望的人，如雷克伯（John J。Raskob）、洛克菲勒（Percy Rockefeller）、华特•；Ｐ•；克莱斯勒（Walter P。 Chrysler）和通用汽车创始人威廉•；杜兰特（William Durant）。尽管交易所规则禁止米切尔•；米汉加入“无线电辛迪加”，但他还是通过他妻子进行股票交易而从辛迪加中获利。在刚开始哄抬股价时，“无线电”的股价还是74美元，不久后就大幅攀升至100美元。这个基金从1300万美元的投资中通过操作净赚了500万美元。
为了在本来就很兴奋的投资公众那里制造更热烈的投机气氛，大多数情况下给新闻界发出一个小暗示就足够了，而这经常是借助一张支票来实现的。在股票交易额很高和引起轰动的情况下，行情被看好和被巧妙操纵的股票的价格就会快速上涨。股价上涨是对股票的最好宣传，因为这样那些不明真相的小投资者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