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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党锢之祸
上刑赏贸乱，则下务立名以为高。上肆其虐，下务其名以相角，意气所激，不顾一切以徇之，而天下事不可为矣。历代之党祸是也。然后汉党祸，本起子小人之依附权势，互相讥评。《后书·党锢传》云：“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甘陵，汉厝县。后汉安帝更名。移清河国治焉。在今山东清平县南。或云：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此特食客之好事昔为之耳，无与大局也。后“汝南大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大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大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大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大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其冠。与李庸、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屣履到门”。于是意气之争，与权利之争相杂，居首善之区，而承之以好交结之贵游，务声华之游士，而所牵引者大矣。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竞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大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遁逃不获，皆县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时为延熹九年。明年，尚书霍湑、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夫上之人挟其威力，以与争名者角，而欲止之，未有能胜者也。于是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日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次日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次日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次日八及，及者，言其能道人追宗者也。次日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初，山阳大守翟超，请张俭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后汉县，属山阳。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南。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参看第二节。《范康传》云：俭杀常侍侯览母，误。由是结仇。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大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大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大守魏朗，山阳大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大尉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时为建宁二年。熹平五年，永昌大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注》：谓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也。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禄在今甘肃成县西南。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缪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案鉤党之徒，品类非一。有通经之士，如刘淑。有游侠之徒。如何颙。有挺身徇节者，如李膺、巴肃、范滂。亦有遁逃奔走，累及他人者。如张俭。又如成瑨委任岑眰、张牧，杀张汎及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瑨征下狱死，晊、牧顾遁逃亡匿，则殊有愧于烈士之风矣。有本无意于交结，邂逅遇之，不得免焉者。如夏馥，不交时宦，特以声名为中官所惮，遂与范滂、张俭等同被诬陷。亦有本系魁首，以处世巧滑，转得脱然无累者。如郭泰。传言其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并有本无关系，欲依附以为荣者。如皇甫规。传言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大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臣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形形色色，非可一概而论。其人激于意气，所为不免过当，任之亦未足以为治。且互相标榜，本系恶习。当时之士，所以趋之若鹜者，一则务于立名，一亦以汉世选举，竞尚声华，合党连群，实为终南捷径耳。然桓、灵信任宦官，诛夷士类，延及无辜，前后历二十余年，则自为虐政，不以党人之无足取而末减也。
第五节 灵帝荒淫
后汉国事，大坏于桓、灵。《后汉书·桓帝纪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盖亦淫侈之君。五邪嗣虐，流毒四方，正为是也。然桓帝之荒淫，实远不如灵帝之甚。
灵帝好微行，游幸外苑。造毕圭灵琨苑。见《扬震传》。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宦者吕强传》。熹平四年，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令。《本纪》：熹平四年。光和元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本纪》。《注》引《山阳公载纪》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人钱五百万。皆见《本纪》。《崔骃传》：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旁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光和四年，初置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本纪》。其时外戚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造起馆舍，凡有万数。丧葬逾制，奢丽过礼。《吕强传》。皆上之化也。
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千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大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蔡邕传》。杨赐对策，至比诸騹兜、共工，更相荐说焉。《杨震传》。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大子舍人。以蔡邕言，乃改为丞尉。亦见《邕传》。
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11）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于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乘辎，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官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续汉书·五行志》。亦见《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四年。
中平二年，南宫灾。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大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顾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大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日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巨鹿大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官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苍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官。又作翻车、渴乌，（12）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藏寄小黄门、常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