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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思索在这一点上走上了歧路。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对权力本身做出动作，例如设法削弱它、分散它，对它进行最严密的制约和监控。战争年代的经验是毛泽东不可能对权力的集中发生怀疑。大权独揽，在他看来是战争获胜的条件，也是经济工作高效率的一个条件，当然他也承认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或主要原因。
毛不愿意把权力分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无法放弃党对一切的领导权。１９６７年７月，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市夺取了政权，新政权的组成完全按照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则，所有的“服务员”（即市政府成员）将通过普选从普通公民中产生，工资待遇不变，他们定期向选民报告工作以争取支持，未获支持就意味着撤换。上海新政权的名称即上海公社。
毛泽东对这次直接的民主试验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他把张、姚召回北京，命令他们把公社改为革命委员会，他斥问道：“还要不要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次试验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在已经相当混乱的社会里他只能制造出现多的混乱，但是这个试验的进行及被制止，及明确地验证了毛在对权力进行限制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他宁肯承认“党不那么好了”，也绝不肯放弃党的绝对统治权。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维持统一的唯一保证。毛没有糊涂到放弃社会的统一和稳定去争取公平合理的程度，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张、姚的试验极又可能曾经是毛的一个想法，他后来又制止了自己。
不可能对权力本身做出动作，那么毛剩下的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千方百计地对执掌权力者进行提纯和净化工作了。前面已经硕果，毛泽东者为民族的奉献者用了他余生的２０多年时间和精力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工作，但是成就甚微。在他临终前不久，他不得不承认：走资派还在走。１９７５年他又一次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又一次被江青和张春桥用来作为权力竞逐和整人的武器。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位老人。
不仅仅是毛泽东，用内部整治的办法使掌权者更廉洁是共产党历任领导者的习惯做法。毛泽东之后，华国峰和邓小平都进行过极为严肃的整党工作。但是除了在公开宣传中所罗列的那些成果之外，实际效果并不显著。中国大陆的社会风气和共产党干部的廉洁作风，都远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的６０年代了。
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战略。
我们必须对毛泽东关于党内阶级斗争的思索和实践做出评价，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毛泽东这个人，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将使我们能够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矛盾状况以及正确测定它的走向。
毛的这以理论在实践上是完全失败的。这里甚至可以排除林彪元帅和江青女士等极左拍利用和滥用这种理论去整人的情况，这种理论的实践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党内斗争的残酷化。周恩来讲过错话、作过错事，其他人也都是如此。中共现任的或已经卸任的高级领导人是几乎都在自己手里出过几起冤假错案或整出过几个右派分子。很难完全用违心这个词来推诿搪塞。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的这一思想是作为指导方针被全党心悦诚服地接受的，而在毛泽东仍然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和全社会都没有能力也没有一项成熟有效的制度使他们能够制止毛的错误。抵制者中胆子最大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他敢于违背毛的意愿去否定那些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但他也很轻易地就被毛又一次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在毛泽东时代，党的廉洁风气和干部的俭朴奉公是值得称道的。令人怀疑的是这种廉政是出于自觉还是迫于威胁。很难认定这是毛泽东对干部进行世界观改造的结果，谨小慎微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地位的不稳定，始终处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风浪中，这使他们不得不注意收敛自己的言行。
有效的严谨的监督机制从未建立起来，依靠公众监督被证实只是一种空想。群众虽然有贴大字报公开披露事实的权力，但干部本人及干部所依靠的另一部分群众也有贴大字报反击和进行打击报复的权力。从文革中后期开始，一般群众不敢也无法再对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
权力对毛泽东的反击也是肆无忌惮的。正是在文化革命中，普通社会公众才亲眼目睹了什么叫特权以及特权的效用，而在此之前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特权问题的激愤议论始终处于似懂非懂之中。关系网在权力之间建立起来，一切紧缺物品或凭票证供应的商品都可以通过关系轻易搞到手。汽车司机、有处方权的医生及住房管理员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北京高校首批招收的理论上完全由基层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入学学生总数的５０％以上，而解放军官兵入学者的８０％是将门之子。其余非干部子弟学员也大都与基层实权人物有瓜葛牵连。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评论这种状况，说，后门堵住了，但墙壁推倒了。毛自己已是心灰意懒、无能为力了。福建一位小学教员向他写信抱怨自己无能力走后门，结果下乡的孩子不能进城安排职业。毛泽东也只能给他寄去３００元钱以表示安慰和歉意，一个“国王”因对官吏管教不严而对臣民表示的歉意。
邓小平信奉的一句哲学名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１０年以前中共高层的凡是派曾对这句话进行了认真的挑剔，但是也没有找到它的明显疏漏之处。
但是用后来中国人的实践再去检验这句哲学名言时，可以发现它在指导人们认识事物，特别是认识理论性事物时有严重的误导性。理论是一个系统，如果因为它的输出信息错误就否定了系统的全部组成部分，这是不公道的。就如同一道多步骤运算的数学题，不能因为得数与正确答案不符而一概否定全部运算过程。
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倒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理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具有相对值，其实践的结果因时间地点的变迁有可能完全不同。毛泽东的理论完全或永远也没有合理之处吗？
根本否认毛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是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性臆想，这是不公正的。１９８９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不满而激起了公愤。共产党的作风问题一定会形成社会问题，这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就有的看法。他在那次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说：“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普遍对特殊化现象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相隔１０年以后， 即北京事件平息以后， 中国的人大代表郑旭棠先生在香港《文汇报》撰文说：“根据内地１００多名记者就１９８９年时大难题进行投票的结果显示，为政清廉问题高踞于第二位，仅次于物价控制问题。”
相隔１０年，问题依旧。中共不是没有下手解决，而是没有获得改善和好转的迹象，甚至有泛滥、恶化的趋势。如果１０年前干部特殊化问题被“少数坏人”利用搞了一个西单墙事件，１０年后为政清廉问题则被同样的坏人利用搞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社会动乱，再过１０年，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郑旭棠先生在文章中质问道：中共“为什么面对党政机关内的贪污受贿行为蔓延却表现得一筹莫展、软弱无能呢？”
这个为什么肯定是令中共感到不快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无意对这种腐败行为纵容，而是下了很大决心要彻底整治的。１９８０年３月，中共元老之一的陈云就告诉邓小平必须抓住反腐败问题不放手。他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以后曾几次转述陈云这句箴言式的警告。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邓对腐败现象的评论是：再不治，中国要变色！
３０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有变色的危险。３０年后邓小平又重新提出了相同的警告，仅仅是巧合？所不同的毛泽东那时所看到的只是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看到的也仅仅是干部特殊化，而到了１９８９年，共产党面临的则是一批人的腐败了。
问题仍然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治理。一些人宽慰邓小平说可以用加强法制的办法解决，但是这仅仅是宽慰而已。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它的议会制订通过了数十种法律，但是党和社会的腐败行为几乎和法制建设同步增长，毫无收敛迹象。法律的执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当社会产生腐败时，执法行动也难逃同样的厄运。它不是神仙，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根据中国的报道，中国各级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目前正在努力与自身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如果社会指望法律去清洁的话，法律机关的清洁问题又去指望谁？
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存在着。如果说１０年前官员接受小额馈赠还必须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那么现在收受大额贿赂已经是一种半公开的行为。道德观念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不仅不再对地下金钱与权力的交易进行谴责，反而有了默认甚至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