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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则笑嘻嘻地望着他那位苏联同志发怒。 事实上， 毛不仅喜欢听“这种（反苏）宣传”，而且对波兰人满怀同情和尊敬。
布达佩斯事件爆发时，毛泽东的态度明显暧昧，他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决定支持苏联的强硬立场的。而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少奇发生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毛从匈牙利事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以防止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刘对毛的结论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反驳说，只有尽快发展生产、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才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好保证。
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复辟事件，既是对中共的政策有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刘少奇的意见也没有被毛泽东批驳，这就证明即使中共的政策会因此而转变，但转变的方向也不能肯定就一定是从八大立场的后退，更没有道理由此而决定把矛头对准本国的知识阶层。（但是必须承认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于在他的余生的２０年里始终不能忘记这一事件，并且形成了类似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心理。“裴多菲俱乐部”、“纳吉”等字眼一再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因而就一再地把这些异端当成帽子甩给他周围的人。这场恶梦一直做到他临终前。１９７６年，他又一次攻击邓小平“扮演纳吉的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使毛泽东的温情主义幻想开始破灭，那么他在当时以及以后的２０年利始终认为“大家庭”的主要反叛者是他的党内伙伴而并非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是轻蔑的，因而他并不把他们当成主要危险，所以匈牙利事件不会诱发他发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中共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原有的各种派别的势力发生了重大调整。那些农民出身识字不多但凭借战功升至高位的将领失去了发挥自己专长并进一步获得提升的可能性，因而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和抱怨情绪，并对越来越受重用的知识分子干部怀有敌意。这些将领在进如城市担负起管理城市的职责时由于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又使他们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并因此而极端重视个人威信和职位权威，而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骄傲风格又恰恰对这些束手无策的将领的尊严构成威胁。双方的矛盾如果还没有表面化那么也十分尖锐。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在极恨时曾粗野地把知识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
毛泽东的基本立场当然是偏袒帮助自己打天下的农民同事，因为战争的残酷充分地证实了这些人的忠诚。毛一再教训知识分子要放下：“臭架子”，服从文盲上司的领导，并威胁说，知识分子干部是否有前途，决定于这种服从的恭顺程度。但是，由于两方面在教育、知识、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诸方面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差距，因而始终是格格不入的利益和前途不同的两个集团，并围绕着“打江山的能不能坐稳江山”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
许多研究者指出，毛的统治思想的重要部分来自于对古代统治术的吸收和运用。中国历代帝王在打下江山以后无一例外地要对功臣进行大面积的诛杀和贬黜，这是稳固政权开创繁荣局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成功的政治措施。“狡兔死，走狗烹；帝国灭，功臣诛”，这是哀叹也是历史的总结。
毛泽东不承认自己也是一代帝王，他坚持认为自己所领导的革命与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把这种区别极端花绝对化正是毛犯错误的根源，他完全没有看到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即起义军的主体都是农民。毛决定不抛弃功臣。
即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许多抱怨。另一些中共负责干部肯定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将一些攻击知识分子的话，并试图用农民在战争中对他的支持和情谊打动他。在这种包围中，毛泽东的感情处在痛苦和矛盾中，但他的头脑仍能保持清醒。他在当时即使还没有产生走马换将，重用知识分子治国建国的念头，那么他至少已经认识到了他的农民出身的同事们已经不能胜任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工作了。
１９５６年前后，一大批军管被贬斥回乡或进院校深造。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彭德怀等一批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地位开始下降。彭抱怨说：“我老了，对毛泽东没有用了，不重要了。”
仅仅在几年以前，彭德怀还临危受命，担任志愿军的总司令在朝鲜作战。他的抱怨说出了事情的客观本质：农民干部的作用已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主要针对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这两次运动的目标都是“右”，因而人们一直认定彭是右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同盟，这实在是很大误解。人们只要翻看一下彭在１９５７年的讲话稿，就可看出这位元帅对右派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的。这两者之间的相同指出只有一点，就是都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毛的独裁作风，而中共以后的历次斗争都与此相同）。
事实上忘了老朋友的人的确存在，但这不是毛泽东，而是在中共党内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由于战争胜利转入城市管理因而地位上升的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一般认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是强硬的党的二号领袖刘少奇。
中共的知识分子干部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吃过面包的，他们曾在欧洲或苏联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以后又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参加斗争。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残酷环境以及中共内部更残酷的清洗，建国以后仍留在高层决策圈的只有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个硕果仅存的人物了。（正由于人数少及较少势力背景，他们才可以稳坐高位）。
另一部分则是参加了中共及其农民军的中共城乡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是农民军中较有能力的一群，而且其重要性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在战争期间，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根据地的管理工作大部分是由这些知识分子担任的，而在城市开展谍报工作并策动社会各界反政府活动则完全是这些党员去作的。实际上，中国城乡知识分子（主要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不仅具有较高的实践经验而且也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正是那一时期中国最需要也最适用的一支领导力量。
这支力量一旦在中共内部形成立即就显示出了其对权力的欲望和民主意识。他们不仅直言不讳地要求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而且还明白无误地表示出对单纯农民出身的同僚的轻视。在中央，刘少奇试图以民主的形式削弱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以中共八大为开端，党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只能保留在宣传口号中了。在党内，一彭德怀元帅位代表的农民将领集团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文官集团的冲突随处可见。毛泽东身处调停人与仲裁者的位置，他虽然能够纯熟地玩弄政治技巧，游刃有余地调动着双方的此进彼退并维持平衡，但是由于他的倾向和立场将决定任何一方的政治命运，所以，双方在对他进行全力以赴地争取的同时必然会对他产生更大的怨恨。从容、潇洒地游戏与哲学、诗歌和权力之中的万神之神有时会成为众矢之的和受夹板气，这或许正是毛所潜心研究的谋略哲学——辩证法。
中共内部还有其他一些派别。他们在那时几乎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他们唯一可以作的一件事就是仅仅追随着毛泽东，察言观色，或待机而起，或邀宠保位（如康生、毛夫人、林彪元帅）。这是一个稳固的三角架结构。元帅们与文官的较力构成了稳定的权力支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毛泽东其实只要设法维持这种平衡就够了，他完全应该无为而治。而事实上这三方面谁都不能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积极进取，从而造成了最后的摊牌和翻脸。１９５７年在庐山刘少奇冷这脸庞馆毛泽东与彭德怀斗法，他那时的心情肯定是轻松欣喜的，然而当元帅落败之后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毛泽东了，这也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头号敌人并肯定溃败的命运。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终于将刘击溃以后，他自己既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可资利用的同盟者，这时，他身边的那些 臣在消沉寂寞了多年以后终于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他们把毛的偏激和歧见发展到极致，从而最终完成了打倒毛泽东的工作。三败俱伤，民族受损，这是在悲剧落幕时观众所能看到的一切。
中共使这个国家的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党，没有竞争，因此就无法顺利平和地完成自我调适更新，而这个党又恰恰地提出了更新政策转移工作重心的设想，这就不能不引发激烈的内部派争。这是避免无竞争条件下自然败亡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形式。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正处于举棋不定又左右为难的困难处境中。一方面是农民将领的牢骚和怨气在上升，揪住毛让他讲清楚，主持公道；另一方是希望有所作为的文官们催促他迅速弃旧图新，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毛再这双重攻势下不得不稍稍后退，以从容地思考第一拳的反击应该先打那个方向。
毛在事前及事情进行中从未真正构想过这一拳要打在与党内意见纷争毫不相干的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事实上，他是决定先镇压农民出身的将领的，因为他们在进城以后的表现已经一再让他丢了脸。第一个动作是党的八大会议上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没有彭德怀。紧接着，毛宣布打开党的大门，对“三个主义”打一场“人民战争”。在这三个主义中，如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