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兴勾罅衷硕蠖痪帕旰芸赡芊⒍桓隼嗨扑勾罅炙喾吹脑硕捶炊运恼校换崂美习傩绽捶炊怨膊车母刹苛恕！�
我和程德明读毛泽东的书注意的重点的不同自然与我们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有关。作为造反派，我总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据，而作为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毛泽东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但是我们在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我们都在耻笑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程德明指给我看毛泽东鼓励放亩产几万斤麦子“卫星”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毛泽东比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却恶狠狠地骂批评他的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猪狗们”。程德明告诉我，他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观点与官方对文革的解释不同。官方当时的宣传是，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程德明对文革的解释比官方的解释令人信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对文革的解释虽然也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但角度与程德明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他这种与我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但我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补充道：“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程德明终于默认了我的观点。“当然，”他一边在床间的空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他足前的地面说，“老百姓造反总不会是没有原因。”我们对文化革命与大跃进关系的讨论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为反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像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秕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有时张九龙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有天程德明在读毛泽东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他越读越气愤。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大肆骂教师，说教师都是不懂什么的人，只会吓唬学生，把学生当敌人，用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的考试方式整学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学生，我们对老师都满怀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泽东贬低教师的话忍不住要发火。张九龙正好坐在他旁边，连忙把书要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值得程德明这样生气。张九龙看完后不以为然道：“毛泽东的批评也有有道理的地方。”“难道取消闭卷考试，号召学生拿三分也合理？”张九龙慢条斯理地说：“学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强制来保证基本训练的质量，不考试，攻击教师当然会误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苏联式的教育制度给学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学生不能自己选课，学俄文还是学英文都由学校指定。老师课讲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连跳级都不允许。我看毛泽东允许跳级还是有点道理，我在高中就跳过级。”程德明最不喜欢张九龙批评苏联制度，他马上反驳道：“像文革中那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就选择不上课，学生们一听复课就头痛，这有什么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气好像在说“你这样的人即使讲更多支持毛泽东的话，人家也知道你是从右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张九龙每次碰到别人的声音稍高一点就停止争辩，沉默下来。他用手指敲着床沿，好像要把自己的情绪敲下去一样。
程德明是我们学校最早反对省委派的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后来的观点转向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我属于造反派中的异端邪说派，同学们都讥笑我，说我是“最喜欢听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的观点。”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杰出的右翼思想家，虽然学校里的同学都觉得他的观点太危险，但他接受“联动”思想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极有意思的谜。有天我告诉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中都参加了“联动”。接着我问他：“你是怎么接受‘联动’观点的呢？”“说来话长，”他那不大的嘴巴动的速度不快，充满着自信的样子，“像朱成昭接受‘联动’观点与叶向真有关一样，我是从我的女朋友那里接受‘联动’观点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但他在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却接受了“联动”观点，并且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的保守观点，最后被中央文革送进监狱。“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等事故。“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噪声大得吓人，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头。“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孩子已坐在我身边。
“‘你是哪个学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边问。我闻到她鬓发的气味，心中一动。她听我告诉她校名，又问我的名字，她的态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许这就是那些开放型的北方女孩子的风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吗？’她邀我。我答应着，随她走到手车后部的露天车桥上，看着往后迅速退去的铁轨。我们大声交换着自己学校里反工作组的故事，到下一站时，我们发现互相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红鹰已经成了好朋友。她提议离开手车去找一节货车厢坐。离开手车走了好一段路，她轻轻告诉我，那个列车员半夜爬到她身上乱摸，‘那家伙不是好东西！’我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在站台的灯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惊，她很漂亮，气质高贵。她说她是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前一段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在北京失势，于是她和朋友们走上了大串联的路。‘与臭虫谈心，与扒手为伍，天上的云是黑的，地上的泥是浑的，’她这句话代表着她当时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人返回北京。“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