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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20 年来，一连串的轨迹，记录了杨小凯新的拼搏新的奋斗：1981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1982 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 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1988 年，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1990 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1992 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1993 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 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1995 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 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97 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 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 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样的一份履历，在当今的学术界众多的才子群中，也许不是很值得来夸耀与赞美。但，当这一连串的轨迹竟是由一个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所“犁”出来的，并且其成果已进入了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队列时，对此，我们就不能不对杨小凯深深表示一种敬意！杨小凯，应该是整个“老三届”一代的骄傲！他也是长沙市一中的骄傲！虽然该校杰出的校友名单中，已有了毛泽东、朱镕基那样的伟人高官。
我们相信，已往能够创造令人瞩目成就的杨小凯，完全有能力与机会再创人生辉煌，在经济学的领域中做出更大的成绩，成为有希望摘取那经济学新阶段皇冠上的宝石的优胜者。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
对一个曾经能将黑暗的铁屋子都砸破一个大“洞”的人，对他今后可能创建的成就的任何评论与猜测，相信都不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唯心”与信口开河。将杨小凯的奋斗历程，作上述的回放，并不是要对他作一番市侩式的廉价赞美，也不仅仅是对他的成就的真心钦佩，更不是为了展示一个“文革”制造的特有“伤痕”，我个人的目的，只是想在当前这个不再崇拜英雄（也似乎少有英雄）的时代，为自己在心中树立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能“永不放弃”、很值得学习也能够学习的楷模，为自己再造一个人生新时期的精神支柱。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截人生之路要走。如果有人也同意我这目的，那我这份有关杨小凯的“历史回放”就也同时是奉献给你的。我们经常抱怨自己人生的不得意，经常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倒霉的人，经常不知不觉地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尽苦难折磨的人间弃儿其实，拿杨小凯的经历一比，就马上会明白：自己的那点儿困难（连上“苦”字档次都不够），实在不过是些人生常有之波折的“小儿科”！就会马上领悟到：一味的怨天尤人实在没有半点益处，还是只有像杨小凯那样，赶紧找一件东西或学一样本领，去砸开自己那人生的黑屋子，创出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洞”来！这才是正道。
杨小凯的坚强人格，可以做我们的一面镜子，指导自己如何对待天空中常会有的乌云和暴风雨。
杨小凯的成就，当然也可作为对自己努力拼搏的一种鼓舞。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创造出他那么多的辉煌，但至少可以以他作一个标杆，促使自己不要偷懒，不要骄傲，不要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对照人家杨小凯，自己这点东西，又算什么呢？当然，我们也还可以这样想，既然他杨小凯在那种极恶劣条件下，都能干出名堂，那现处灿烂阳光下的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呢？
最后，对杨小凯本人，我们更祝他再攀高峰，早日荣获经济学中的桂冠！如果有了那值得大书一笔的日子，我们会像庆祝自己的成就一样，来为他庆贺！为他欢欣！怀念小凯张永生
7 月7 日一早，我在北京给小凯家里打电话。小娟告诉我，小凯在墨尔本时间7 点分病逝。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忍不住悲从中来，失声恸哭。从二十岁陷入十年牢狱之灾到去世，小凯一生历经坎坷，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成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尽。正值55 岁的壮年，小凯生命的音符噶然而止。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家，小凯是我精神的导师。现在斯人已逝，无尽的伤痛顿然袭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点燃蜡烛，用烛光和泪水，悼念小凯在天之灵。
一
我和小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并未曾谋面，一直都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往来。我对小凯最初的了解是通过读他的书。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大气磅礴，我一接触便为之着迷。于是，我给他发邮件谈我对他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专心撰写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本教科书。他给我推荐阅读书目，还给我传来他自己的英文读书笔记。此后，我们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频繁地交流。我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则主要是在读了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指点后的事情。他站在经济学的高处，告诉我什么是最快的路。后来，我们开始合作完成那本书，其实主要是将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并无创造性的贡献。在他1999 年底从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教学时，我们在北大校园第一次相见。此时该书的书稿已经完成。2001 年，小凯、有光和鹤凌一起帮助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我得以和他经常朝夕相处。2001 年9 月24 日，小凯被确诊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凯身体看不出半点异常。当时小凯下班后常同我打网球，然后我们在旁边的绿菌场上散步，同时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几篇论文，包括那篇后来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讨论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就主要是球场讨论的结果。从小凯打球的情况看，他的体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凯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时疼痛加剧。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凯到校医院去看医生。大夫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但不能确定是何种原因，建议找专家进一步检查。我们都开始担心。小凯安慰我们，说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专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排除了肺结核。小凯的肺部有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小凯一开始对自己突患重症无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着小凯做检查，回家时从学校取了小凯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车场，远远看见小凯一个人坐在车里，怔怔地望着天空，眼神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看见我们后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幕让我感到悲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9 月24 日，小凯做了手术。肺部的肿瘤最终没有切除，因为医生看过后说切除会有危险，脖子上感染的一个淋巴结则被割掉。这样，手术后小凯的喉管里插着一根导管，发不出声音讲话。当时除了小娟，我和祉宁、定胜、邓欣等人亦轮流看护小凯。最开始我们不能确知小凯真正得了癌症。第一个晚上，我在小凯的病房通宵守护。小凯只能通过写字表达意思。晚上9 点钟，小娟回家照顾孩子。小凯拿起笔给我写纸条，“永生，我的确有肺癌，即使喉头不是癌，医生也说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讲太多坏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小凯的病心存侥幸，希望不会是恶性肿瘤。由于是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凯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还要不时地让护士用吸管抽走喉管里的积痰。护士每抽一次积痰，就会触动小凯喉管的伤口，他就会痛苦地抽动。我不忍心，每次就抓住小凯的手，希望能帮助他减轻痛苦。尽管他整夜都很难受，却仍不忘记写字关心我，“你可以到房间外面看看书，抽屉里有很多杂志”（英文）。那一个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没有合眼。看着小凯的样子，我很难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小凯一生经历坎坷无数，十年牢狱之灾亦未能摧毁他的意志。正是靠着这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凯才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一次面对死亡，小凯仍然选择勇敢面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小凯的第一反应是要战胜它。而在他自己遭此厄运之际，心里却还想着我的研究，令我嗟叹。27 号，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小凯写纸条告诉我，“癌已扩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结。鹤凌和有光会帮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出中文书的事我就都交给你了。”他通过写纸条问护士，“我不能吃东西，怎么存活？”（英文）。又写道，“请告祉宁，想办法找美国对这类癌症有试验性药物或疗法的医生或网址”。还让我们问“中国是否有医院愿意治疗，因为澳洲医生认为动手术危险”。他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同我“交谈”的一大叠纸条，一直被我珍藏。小凯一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