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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由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那么多人的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
青近军
2001 年4 月24 日上午，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M·布坎南，在美国费城对来访的北京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说：“有一个中国学者，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詹·布坎南说的这个人，就是现在身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州社会科学院院士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当1998 年出版杨小凯的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时，该书的匿名审稿人是这样评论说：“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然而，詹·布南坎与审稿的学者们却一定没有想到，这颗已在国际知名的经济学界耀眼新星，曾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难，受到过长时期的炼狱锻造，不仅通往学术高峰的攀登之路数次被几乎阻断，就是连他的生命本身，都差点被消灭。当然，那一切都是发生在“极左”专制及其刚刚解冻的年代。如果不是杨小凯本人的奋力拼搏，那段人生的每一截黑暗岁月，都足可以摧毁他任何向上进取的念头和想法。幸好苍天有眼，上帝最终驱走的是魔鬼与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学者杨小凯与他杰出的《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于1982 年在武汉大学以助教身份、在学术界悄悄崭露头角之前的名字，是叫杨曦光。
而杨曦光的经历，却充满了包含着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并且无可争论地进入了中国当代的历史。
杨曦光的中学生活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度过的。1965 年他在一中初78 班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时，几乎没有外人能从他那文静、朴素，甚至腼腆的形象中，看出他是一个高干子弟，而倒十足像是一个平民后代的模样。在省委省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长沙市第一中学，杨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与那些依仗父辈的职权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纨绔儿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是不是从那时起，杨曦光就有了做学问而不是从政入仕的想法？对这一点，就是今天的杨小凯也未必能回忆得清了。然而，1966 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偏偏将杨曦光深深地卷进了政治，他那也许有过的做学问念头，能够让他施展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与红卫兵油印的传单了。杨曦光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视积极投入“文革”，当作是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的最好表现，当作是参加革命事业、诚心诚意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步骤。他们将自己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满了忠诚、热情的全部青春，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那场后来又被称之为“浩劫”的运动。然而，标榜为革命的“文革”，最终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么“走资派”，不是什么逍遥派，也不是什么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认认真真、热情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开初积极参加“文革”的杨曦光，就是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们中的一个。1967 年2 月4 日的湖南的“文革”运动，发生了一件大怪事：到处鼓噪人们起来造反的中央文革，这天突然下令让湖南省军区部队出动，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对中央仍忠心耿耿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对此，没去责怪中央文革，却只认为是省军区向中央谎报了情况，因而，对军区充满了愤怒。杨曦光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虽也是造反派，但当时却还不是军队镇压抓捕的对象。然而，对被捕工人群众的同情和对中央的无比信任，使时年十七岁的中学生杨曦光愤然与强大的省军区发生了对抗，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刺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其结果则是使杨曦光第一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军队抓去，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监禁了两个月。然而，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没挫去杨曦光的斗志，反而使他成了长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称赞，被人钦佩。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军区抓人、敢于在监牢里领头唱“坐牢算什么！”的经典革命歌曲、敢于在狱中用绝食行动向狱方争取“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等。
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之机，在二、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