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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却十分难过，不知道当局是如何向这位漂亮的姑娘介绍我的“反革命”罪行的。我教了一个星期的数学后，学生们逐渐喜欢我。我也发现在他们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既是个写过出名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分子，又是个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高干子女，还是个教书很受学生欢迎、反应灵敏的有本事的人。我发觉这个学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师。不久李场长把何敏和调来补这个缺。老何那时已满刑，被强迫在农场就业。即使是刑满就业人员来教书也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安排，因为那个时候，教书属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场长这种土皇帝才有权力做出这种不合常规的安排。老何与我睡一个房间，教毕业班的物理加辅导考大学补习班五十个青年的物理。
赵晋湘的班远离中学，所以上课下课的时间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没有表，所以我们在赵晋湘班上上课时，她总是会按时从她的办公室出来通知我们下课。有天赵晋湘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十分信赖地说：“杨曦光，”——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听起来比“杨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点别扭，如果我不是个反革命分子，她一定会称我为小杨或杨老师——“我把手表留给你，你自己掌握这个班上下课的时间，我明天要去岳阳进修。”
她的态度是如此的真诚，使我感到她对我已没有歧视。那时候手表对大多数中国人仍是奢侈品，把自己的表借给别人是极少有的事。那天以后，我感觉我与赵晋湘的关系有了一点变化，于是我常在夜里邀老何一道去她的办公室。我们有时去要她给我们放英语唱片，她看来十分热心为我们服务，借来了许多英语唱片，在她那紧靠招待所小礼堂的办公室里为我们放。
她是个文革后完成学业的女孩子，在她念中学和师范的时候，书店里没有任何像样的文学作品。毛泽东死后，各种文学作品开始重新出现。她如饥似渴地读《人民文学》和其他的一些能看到的新出版的旧小说。她非常喜欢我们去她的办公室讨论各种小说。她喜欢听我讲《双城记》、《红与黑》、《牛虻》，她更喜欢听老何讲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老何读过许多英国、法国的著名小说，也读过不少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赵晋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有名的小说，兴致勃勃地听老何讲。看得出我们的文化水平是按年龄排列的，不论理工科或文化知识，老何第一，我第二，而赵晋湘却是最末。那是个充满骚动和希望的时期，广播里每天都会出现些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毒草的柔情歌曲，每天都有“新事物”——其实是五十年代的旧事物，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止的——一出现。倒退和停滞了多年的社会，突然又重新恢复了理性。我的刑期也快满了，傍晚时分我常与老何在招待所附近散步；我们回忆着这三十年，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大饥荒，一九六二年复旧，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复旧，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最令我俩激动的是我妹妹杨晖的一封来信，信上告诉我，现在党内有人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和一九五九年右倾平反。收到那封信的一整夜，我们俩激动得不能入睡。老何自从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派，这二十年受尽了凌辱和欺压。他那夜仔细告诉我一九五七年他被划为右派的经过。他其实并不是余裕一那种真正的右派。但他单位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要完成向党提意见的任务。领导亲自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挖空心思，提了几点：一、单位党支部书记总是自称代表党组织，有人有与他不同的意见，就说是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不是霸道作风；二、希特勒当年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与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反右运动一开始，每个单位都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当然他也就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时，有人发现他开会时在报纸上划划写写，会后此人检查了这张报纸，他写的是“反动”二字，而背后正好有张毛主席像。于是他成为“攻击毛主席为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加上他有被划为右派的“前科”，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判处七年徒刑。我以前从没听老何讲起他的罪名，这次才知道他实际上没犯任何事而真正被冤枉的。一天下午，赵晋湘像只高兴的小鸟一样蹦到我面前，她告诉我借到了一套英语九百句教材和唱片，要我去她办公室听。我进了她的办公室后，只有我和她，她脸上透着青春的红晕，有一种诱人的青春气息和笑靥。
我们听完一张唱片后，赵晋湘说可以将英语九百句教材借给我。临走时她问我：“你怎么老是跟何敏和在一起呢？你应该与他保持距离，他们老右派与你们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不一样呀！”
我心里大吃一惊。离开她的办公室后，她这两句话总是离不开我的脑际。它们传递了太多的信息。第一，她对我们犯人的背景知道得相当清楚，可能她对我们的档案比我们自己还知道得多。表面上对老何相当客气，但她对他从心底是歧视的。想到她对我的友善，可能也是表面的客气，她心底里也可能与我这样的“反革命”划清界线，我心里顿时感到沮丧。我不得不承认，我悄悄爱上了她，我希望看见她，与她在一起，但却深深地害怕她对我的歧视。我从坐牢以来，从没有这种对歧视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那种可怕的“爱”带来的。但我回头一想，一个犯人，怎么这么不自量，怎么可能去爱那压迫你的人的女儿，爱那歧视你的人们。我尤其不能接受赵晋湘当着我的面歧视老何。我极了解这些“老右派”，我爱他们。可悲的是，正因为他的文化高于我，我的文化高于赵晋湘，而我们的社会地位却按相反的方向排列，赵晋湘的地位高于我，而我这个所谓文化革命中坐牢的“新反革命”比“老右派”又有稍高的“地位”。我心里骂赵晋湘一句“政治白痴”，用这种对她的轻蔑安抚我刚才被爱和对歧视的恐惧弄乱了的心。终于我“真正”相信，我其实根本没有爱过她！当然，我更不可能忘了她，我更注意她的身影和声音。但是我更经常地与老何在一块，与他一块散步，讨论政治和数学，我也显得更高兴和他在一块，让她去捉摸我们的奇怪的想法吧，让她去理解我为什么歧视政治歧视吧！
另一件事也使我被这次交谈刺伤的心得到平衡。三大队的犯人朋友两年前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建新农场机修厂服务的犯人刘成宇。他文革时是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文化革命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开的车压死了三个人。他为此被判刑十年。由于他的判刑完全是因事故，既与政治无关又与故意犯罪无关，所以他被安排在建新农场的机修厂负责管理工厂。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经理人才，在他管理下，这个工厂一两年内就发展到既修理制造农业机械，也修理汽车。岳阳的汽车修理厂也无法与它竞争，人们都爱到这个厂来修车。刘成宇也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一对聪明机灵的眼睛，讲话声音低沉深厚，是那种特别能打动女人的声音。他处世精明，但处人却放荡不羁，非常随便。一天夜里，我还在自己房里改学生的作业，突然走进来一个女孩子（我的门总是开着，因为经常有补习班的学生来问题目），她问我：“你叫杨曦光吧？”我抬头一看，感觉眼前一亮，像看见了仙女一般。这是位有着使人震惊的美貌的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她见我点头后，就在我的床上坐下来，告诉我：“我是刘成宇的女朋友，小刘被他们关到小号子里去了，他托人带信出来，要我来找你帮忙。”我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自称为建妹子的女孩匆匆向我叙说了她和刘宇成的故事。建妹子是一个刑满后就业人员的女儿。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刑满后在机械厂就业。建妹子也在机械厂做临时工，建妹子非常崇拜刘成宇，不但因为他人品出众，而且因为他来自大城市长沙，而她是个连岳阳都很少有机会去的人。他们有过很多次约会，终于建妹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刘成宇经常要出去检验修好的车，以及到岳阳去买零配件。他每次出去总是穿着那种破烂得“开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满是油污，又黑又脏。他利用一次去岳阳的机会，开着车把建妹子送到岳阳的医院流了产。但是回来后却被人发现，于是以私自逃离劳改队为由关到“小号子”里去了。场部和机械厂都没有小号子，刘成宇是被关在三大队的小号子里。几天后，岳阳法院来人调查他与建妹子的关系，建妹子从来人的口气，觉得小刘可能被起诉加刑。建妹子边说，边抽泣起来，看来她真在为自己的爱人担忧。我问她：“你真喜欢她吗？”她重重地点头。“还没变？”她边点头边“嗯”一声，好像怕我误解了。我告诉她，“只要在调查时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刘成宇好，是你主动，就有可能使小刘加不了刑。”我这样安慰她，但自己其实没有一点信心。因为类似事情被判刑的多得是。我们中队有个小伙子父亲早死，从小随母亲长大。母亲一直没改嫁，守寡带大这个孩子。孩子长到十六岁时，母亲起了勾引儿子的心，夜里一丝不挂睡在儿子身旁，终于母子有了多次“乱伦”。邻居发现后报告公安局，儿子被逮捕，母亲多次去公安局证明，“乱伦”完全是她主动，她的责任，但儿子还是被以“破坏社会道德风尚罪”判处七年徒刑。这是个在与性有关的法律问题上歧视男人、袒护妇女的社会，我其实根本不能肯定小刘会不会加刑，但我看着这位美丽的泪人，只能这样鼓励她试一试。几天后，我下课从学校回到场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