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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民兵活埋他。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所以他全家都成了“阶级敌人”。城里造反派把共产党组织冲垮后，很多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就跑到乡下，动员支持共产党的人组织了“贫下中农法庭”，屠杀“阶级敌人”，以防止他们与城里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这个“道县事件”发生在1967 年8、9 月保守派在城里失势的时候。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有两三千“阶级敌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命。何呆子是他家族中唯一躲过这场大屠杀的。由于受了极大刺激，何呆子每隔一两个月会发一次疯。有天夜里，我上厕所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厕所大声吟唱，像和尚作道场时念佛经。我定睛看看，何呆子手持一根木棍在那里上下舞动，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转过背前后走动，边走边挥舞木棍，念经的声音时高时低：“大道，苍天，不杀，不负。神天有眼，道行道归。”我走过去轻声道：“何呆子，你该去睡觉了。”他一反平常对人和顺的态度，根本不理睬我，直管念他的经，舞他的。我断定他在发疯，只好回监房去向其他人求助。了解他的人都说，这是因为他被大屠杀吓疯了，每个月总要发几次疯，没办法治，让他去。过两个小时他自然会恢复的。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注意何呆子的床，他已经起来了，表情和平时一样，和顺与谦卑，脸上再也没有昨夜的杀气。我猜想，何呆子一定是在发疯时讲了什么当局认为是“反革命”的话而坐牢的。另外一位“道县事件”的证人是这次事件中的一个杀人凶手。他的小名叫邱宝，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邱宝健壮得像头小牛。有天在监房外边的养猪场劳动时，看到公猪和母猪正在交配，来了“神”，裤子都勃起来，他站着不好意思，只好蹲下去，周围的犯人都大笑起来，向他起哄：“邱宝，站起来呀，又不是大便，蹲着干什么呀？”“邱宝，又不是要你配种，你来什么神呀？”邱宝三代贫农出身，道县事件前，爱上了同村的一家地主的女儿。这女孩子一家受尽了出身好的人们对他们的歧视和欺压，发誓长大以后绝不嫁给出身好的人，只嫁给地主的儿子。女孩子长到十八岁，如花似玉，周围不少贫下中农的儿子都来求婚，全被拒绝，并被告知非地主的儿子不嫁。道县事件时，几个过去求婚被拒的贫农的儿子冲到这个地主家，当着女孩父母的面，轮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把全家杀死。文革后秩序恢复后，这几个杀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宝就是被判刑的一个。如果轮奸的不是地主子女，一定会被判无期徒刑或死刑。我和几位老者听完一位与“道县事件”有关的犯人讲完这个故事后都不停地叹气。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声说：“这就是共产党法律的阶级性，法律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呀！”一九七二年的复旧给我的印象是如此复杂，既是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又是共产党无理性的野蛮政治迫害和阶级歧视、阶级压迫的恢复，那个春天既充满着温暖和明媚的阳光，又充满着“斩草除根”和屠杀的血腥味。正因为我有了从社会上层到最下层的经验，我懂得了“复旧”和秩序的价值，我不再像1962 年“复旧”时那样不懂得珍惜复旧的价值。但也正因为这从上层到社会最下层的经验，我也更明白了这秩序的残酷与黑暗的一面，懂得这“理性”的野蛮的一面，我在珍爱复旧的价值的同时，却更加仇恨这残酷的“秩序”。
宋导演
宋绍文是一九七二年政治犯和刑事分编分管后从十大队调到三大队来的。这次分编分管后，一至五个大队专关反革命犯（政治犯），六至十共五个大队专关刑事犯。通常同案犯是不能在一个大队的，但是可能因为可容纳政治犯的大队从十个减为五个，我们这两个“同案犯”被关到了同一个大队。老宋（我这样称呼他）比三年前我在左家塘看到他时更象一个劳改犯了，讲话不再完全是那种上层社会的书生腔，语言中夹杂着一些下层社会的俚语。他原来肤色白嫩，现在已经变得又黑又粗，加上那身劳改服，没有人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他过去是那种拿高薪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过去是剧作家，也当过导演和话剧演员，每月工资三百来元，相当于一位省委书记的工资水平。加上住房，用汽车等方面与他的等级相应的无形收入，他过去属于中国的特权阶层。不少犯人因为他过去的职业而称他为宋导演。我第一次看到宋绍文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他那时被湖南省话剧团的当权派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受过无数次批斗，而他一直支持和同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造反派占了上风，他就从省话剧团的软禁室逃出来，在造反派朋友中躲藏。有天夜里，他躲到长沙一中造反派学生的一间办公室，我正好也在那里，因此碰到了他。他那时穿的一身很考究的衣服，讲话有时热情而激昂，声音却细声细气，一看就是那种很有地位的人。他爱人梁器芝也坐在旁边，她看去很漂亮，但我那时并不知道她是话剧团有名的女演员，长沙上层社会有名的美人。宋绍文正在向一中的五六个造反派朋友讲叙他被打成黑鬼的故事，一口地道的长沙话。
“我被打成黑鬼是因为我所在的湖南省话剧团的国民党背景。省话剧团的前身是国民党文化部的演剧大队。我抗日战争时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到滇缅边界参加过远征，演剧大队一成立，我又参加了演剧大队，专门为抗日军人演出，鼓舞士气。演剧大队有不少人参加了地下共产党，所以解放后整个演剧大队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湖南省话剧团。文化革命一开始，省话剧团的领导、名演员、名导演全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也成了黑鬼，被批斗过无数次，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软禁在机关里。“去年（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话剧团被迫害的人组成了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支持‘湘江风雷’，为‘黑鬼’平反。造反派逐渐得势后，我就从机关里逃出来，机关里的保守派到处追捕我，我是两三天就搬一个地方，在造反派朋友家里躲藏。”
宋绍文那天夜里告诉我们，他预见保守派马上会利用军队的支持对造反派进行报复，重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我当时正和一些造反派学生张贴大字报，提醒人们军队与保守派观点相同。
他们卷入文化革命后（当时毛泽东正命令军队卷入文化革命），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重新大规模迫害造反派的局势马上会出现。由于我对政局的看法与宋绍文非常一致，他留给我很好的印象。那天与宋绍文交换观点的中学生都很尊敬他，像尊敬老师一样。宋绍文当时是被保守派“通缉”的“反革命”，那晚的见面也是在一种紧张、秘密的气氛中渡过的，在场的学生都在出主意怎样帮助他找到可靠的秘密地点，躲过保守派的搜捕。几天以后，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就开始了，每个省有名的主要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湖南的“湘江风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保守派带着军队抓人，长沙有几万人被逮捕，像我和宋绍文这种支持“湘江风雷”，但并不是“湘江风雷”成员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被关进了监狱。那是我第一次坐监狱。我和宋绍文都被关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模范监狱”，但不在一个号子。我们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关进去，三中月，我和所有学生都被释放，宋绍文大概是六、七月份，毛泽东支持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才被放出来。我后来碰到了一个曾与他关在一个号子的中学教员说，宋绍文非常勇敢，在号子里绝食了三天，抗议军队的无理逮捕。他后来被士兵强行灌食物，最后脚上钉了镣，手上戴了手铐。一九六七年夏天，宋绍文出了监狱后，又支持造反派中的激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二月份直接指挥军队逮捕造反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主要保守派首领。宋绍文虽然不是“省无联”的领导人，但因为他所在的“文艺界造反团”参加了“省无联”，他自己又直接参加了“省无联”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所以他被以“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了十五年刑。
由于我对宋绍文的这点了解，我相信他是有自己头脑的人，虽然听到他那个中队的犯人（我们在同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中队）说他是个“积极份子”，我总认为他的“积极”是表面上的，他这种人心里总不会真正认罪。
从小组长传来的消息也说明当局并不信任他。这消息是由一个小组长告诉他的好朋友，而他又告诉他的好朋友，最后传到我耳里来的。宋绍文所在的二中队中队长召集过一个二中队所有犯人学习组长的会议，会议上中队长特别问宋绍文所在的小组长：“宋绍文最近讲了些什么？”小组长想了半天说：“宋绍文摘棉花时指着叶子都掉光了的棉杆说，‘这些棉花杆都成了光杆司令！’。”二中队队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可能是对共产党把他这造反派的‘司令’变成‘光杆司令’不满吧！”
一九七三年，复旧正是高潮时，我在一个下雨的休息日子去宋绍文的号子去看过他一次。他睡上铺，我爬到他床上，上铺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犯人都在下面下棋，打扑克和做别的事情。
“老宋，你注意没有，江青最近灰溜溜的，而批判‘极左’的周恩来却是‘众望所归’，得意得很呀！”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俩听见的声音问他。老宋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要迟钝得多，“嗯”了一声，眼睛里没有过去那种分析政治形势时的敏锐。我又轻声说：“我最近看完了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现在玩的权术很像历史上帝王在‘后党’和‘朝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