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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安慰我。如果他们一口咬定我们跟那两个刺客是同党能给我们辩解的机会吗？那个贺郎中为了保命什么伪词都能造出来。我们没指望了。”
“可我们不是奸细，更不是刺客同党，假的真不了。我们是清白的。”
他好幼稚哦，这些话放在法制社会说当然没有任何疑义。可现在是什么状况？黑白颠倒，豺狼当道，有理也说不情啊。
我呜呜地哭起来。“我还不想死，我不愿意当冤死鬼，更不愿意当汉奸。如果他们对我用刑，我招架不住会瞎说的。呜呜呜……”
“好拾伊，不要哭，没事的。靠在我身上，睡一会儿，你太累了，需要休息。”他柔声劝慰我道。
我从来不知道池春树心理素质这么好，都这样了，他居然一点不惊慌，只想着哄我。
我靠在他胸前，听着他的心跳，感觉好了些。
卡车开近的声音又令我神经紧张起来。我看向车外，一队全副武装的鬼子到了。
“春树，他们来带我们了，我害怕！”我想表现得勇敢些，但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不得不害怕。在春树面前，我无需伪装自己的勇敢，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熟人，也是唯一的亲人。我只想着一件事：如果我们必死无疑，我一定要跟他死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两个宪兵从小队中跑过来，粗鲁地吆喝我们下车。
池春树用日语叽里咕噜地跟两个日本宪兵说话。两个鬼子的神情有些诧异。其中一个鬼子犹豫了一下，“麻袋！（等一下）”他说，朝蹙着眉的小队长跑去。
我不知道池春树跟日本兵说了些什么，但是能跟他们沟通一下，总比糊里糊涂地被汉奸“同胞”出卖给日本人强些。
张队长正讨好地递上一根烟给日军小队长。“山下队长，您辛苦了，大热天的还亲自出来办案。”
山下小队长接过烟，冲正在划火柴的张队长摆摆手，倨傲地将烟塞进口袋内。
跑过去的日本兵在山下小队长面前立正敬礼，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并朝我们的方向指了一下。
“春树，你跟鬼子说了什么？”我小声问他。
“说我们是刚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路上遇到土匪，所有随身物品都丢了。良民证还没能来得及办理，并请他向山下队长说明我们是被冤枉的。”
“你能指望这些没人性的鬼子吗？他们不会相信的。”我惊诧他居然寄希望于这些野蛮的侵略者。
池春树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更雷倒了我：“要对日本人的人性有点信心。”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池春树，他不会是脑子坏了吧？南京大屠杀那么没人性的事情都发生了，他还幻想什么日本人的人性？那是有人性的人干的事情吗？
“春树，”我严肃地看着他，“你不要以为会说日文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没用的。日本鬼子不算人，谈什么人性？等着瞧吧，看他们将会如何人性地对待我们？”
“拾伊，我不会让他们对你做可怕的事情！”他十分坚决地对我说。
我疑窦丛生，“春树，你不会是为了救我们就……出卖了自己吧？”他说话的语气那么肯定，反而令我担心。
池春树一愣：“什么？你说什么？”
“日本人喜欢收买精通日语的中国人给他们当翻译或从事特务工作，你不会是打算用这种方式救我吧？我可不会答应你当汉奸！”我正色道；“死也不同意！”
他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我的心突地下沉——难道被我猜中了？
“池春树！”我叫起来，“是不是这样？”
“不是！”他坚决否定，“我怎么会当那种人呢。”
看着他纯净而明亮的眼睛，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差点吓死我。
可他刚才为何眼神闪烁呢？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那边，张队长一边紧张地看着一具具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尸骸抬上车，一边不停地向山下小队长解释抓捕刺客的情景，好像他一个人就完成了所有行动一般，拿扇子的手也随着他的语速不停地在山下小队长身后动着。一个翻译满头是汗地在一旁做同步翻译。
山下小队长不耐烦地一举手，打断了张队长的话。
张队长立即住嘴，但那些话陡然停下，仿佛正在播评书的收音机突然断了电一般。
看来山下小队长懒得听我们的解释——几个日本兵连拖带拽地将我们从车上拉下来。一个日本兵没来由地拿枪托砸了一下池春树，催他动作快点。
我们被押到大卡车上。“春树，你过分相信日本人的人性了。”我同情地看了他一眼，拿头蹭蹭他的肩膀。“节约点口水吧，说不定从现在起就没水喝了。”我事先给我俩打好预防针。
池春树没说话，看得出他挺郁闷。如果我们能返回二十一世纪，他是不是该重新斟酌实习的国家？
张队长喜滋滋地看着我们被押上大卡车，那神情就好像看到金元宝在眼前飞舞。
卡车开动起来，刺耳的喇叭声和轰鸣的引擎声刺激着我的耳膜。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热乎乎的风不断灌入脖子里。我感到眩晕。不会是中暑了吧？我担心地想着。
我们俩被摁在车厢底板上，不许站起来，我感到呼吸困难。
我习惯性地将头倚靠在池春树肩膀上。他的衣服早已汗湿，有股咸咸的味道，但是并不难闻。倒是周围的鬼子们一双双臭脚就杵在我面前，熏得我几欲呕吐。
我不得不请池春树去跟鬼子们商量一下能否让我站到侧栏那里，好把脑袋伸出去透透气。他费了半天口舌总算说动了山下小队长，允许我这么做。
我的左手还跟池春树的右手铐在一起，我带着他一道趴在侧栏上将头伸出去大口呼吸灼热的空气，但并未因此缓解身体的不适感。卡车的颠簸让我的身体不时撞在车壁上，我无力回避，一下又一下被动地让柔软的身体跟坚硬的铁板亲密接触。
我浑身湿透了，水分的快速流失令我更加眩晕，身体也越发虚弱。
池春树抱住我，一个转身，拿他的身体当靠垫，半蹲着，让我将上身伏在他肩膀上对着外面。“好点没有？”他问。
我微微点头。虽然并未好转多少，但我不想让他过于担心。他已经尽了力。
太阳无情地照在我们身上，我感觉自己下一秒就可能支撑不下去。
大街上的行人远远地避让卡车，有几个行人脚步格外匆匆，好像在寻人。我的眼睛被汗水腌渍得涩痛着，但我认出了他们，正是尔忠国府里的仆人。
他们顶着烈日，神色焦虑地四下寻找我的踪迹。其中一个人不经意地往卡车上看了一眼，惊讶地张开嘴。他看到我了；我也认出了他，正是被我誉为“沉默是金”的那个年轻仆人。
从一车土黄色的日本兵中看到身穿素花旗袍的我并不太难。
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卡车后面。我苦涩地笑了一下。
我挺背运，为了自由，却又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我该后悔吗？不！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我也不后悔离开尔忠国，就算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不后悔。
卡车终于停下来，日本兵们一个一个跳下车去。
“拾伊，”池春树贴近我耳边轻轻呼唤着，“你还好吗？”他柔声问道。
“我可能……中暑了。”晕乎乎的我虚弱地告诉他，随即瘫倒下来。
中暑
“拾伊，拾伊！”耳旁依旧是池春树轻柔的呼唤声，但他的声音显得缥缈而空旷。
一个湿湿的微凉的东西游走在我的额头和脖颈里。我记得有人给我吞了一些非常小的药丸，凉飕飕的有薄荷的味道。手臂和腿上也湿漉漉的，好像被凉水浇过。
“春树，”我伸出手臂在空中寻找着，很快，被一只细滑的手握住。“是你吗？”我感觉是他，但是不敢确定。
“是我。”他答道，抚摸了一下我的脸。他的声音近了。
我的眼睛好像被眼屎护住了，睁不开。他拿了棉球沾着水轻轻旋转在我的眼睛上。“别急，慢慢睁开。你的眼睛很红，我给你涂抹了眼药膏。”
眼药膏？哪来的眼药膏？我疑惑着，记起来我们被日本人抓走了。
“我们在哪里？”
“医疗室。”他答道。
“医疗室？不是拘留室？”我问道，慢慢张开眼睛。
“还想喝水吗？”他问道，手里端着一个带红十字的搪瓷杯。
我们的手脚目前都是自由的，这让我感觉有点意外。
没感觉到口渴，于是我摇摇头。隐约记得有人喂我喝过水，水里有股淡淡的盐味。
池春树明亮而澄澈的眼睛温柔地凝视着我，让我不那么心慌了。我环顾周围，这是一间小小的屋子，有消毒药水的气味。虽然有一些医疗物品，但十分简易，跟我印象中的医疗室差远了。我没有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一副担架上。
“鬼子的人性”——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个概念。他们大发慈悲让我这个中暑的“奸细”享受人道主义待遇？
我撑起上身，朝屋外看去，门口有日本宪兵把守着。不远处停放着几辆三轮摩托车，七、八个日本兵正敞开怀蹲在树荫下啃西瓜，边吃边笑着。地上还躺着几只没被开膛破肚的大西瓜。很多苍蝇围绕在一堆西瓜皮上嗡嗡地叫个不停。更远处，是一排新建的营房，营房前拉起的几根晾晒绳上挂满了白色衬衫、黄色军服以及像婴儿布尿片般的长布条，看着约有一米长。上面缝有密密匝匝的红色针线。“成人纸尿片”这个词汇又钻入我的脑海，随即否定，是千人针。
我在历史资料上看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男子参军前都会让家中的女性为其缝制一种腰带，围在腰上，或者带在头上保佑平安，免于被枪炮击中。他们相信即使在战场上战死，带了这种“千人针”也能转世再生。据说缝制一条这样的千人针很辛苦，妇女们要在街头积极收集一千个人的针线，拿红线一针针缝在白布条上才起到护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