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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乱。”］
【按语】
许多事情办糟了，并不是办事人智慧不足，而是由于一时发昏造成的。如三国时的曹操，曾自负地声称：“曹公多智。”官渡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有名的战例，以明显的劣述战胜了绝对优势的袁绍。可见在赤壁之战中，却以绝对优势输给了明显处于劣述的周瑜，这并不是因为周瑜比他更聪明，而是曹操被自以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唐玄宗李隆基，本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因此才有开元盛世。可是后来宠爱杨玉环，重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使唐帝国从辉煌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再也未能恢复元气。这也并不是唐玄宗老糊涂了，而是被辉煌的成就冲昏了头脑。人们常说：利令智昏。其实能使智昏的并不仅仅是利，名、位、权、势等等私欲都可能使人头脑发昏，认不清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失败的后果。因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需降低自己的欲求，即常说的淡泊名利。还要有一颗平常心，无论成功、失败，都应以平常心对待。再有就是谋划事情，要避开与此事利害攸关的人。
卑政三三
治理国家的政策不以好高鹜远、玄妙难行为贵，而应以切合实际，能迅速推广，浅近易行为高。
【经文】
＇刘安曰：“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也久矣。是以先王设官，分职而共治耳。＇
【译文】
［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是最光明、最伟大的，然而却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的缘故。油灯和蜡烛虽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来，治国以能普遍实行为贵，是由来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经文】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纆。”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饿者不肯。”［故曰：“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也。＇
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梁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而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又曰：“世之所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言论状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则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又曰：“察士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智全也。夫人未尽察也，唯贤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也。＇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故曰：
小人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执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也。］
【译文】
《淮南子》上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治疗饥饿，不寄希望于宝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以浅近易行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所说的智谋之人讲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就更无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黄梁米饭和肉食后再去吃饭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须有了绣花的绸衣才喜欢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事，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韩非子还说：“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些与众不同。行为怪僻的人。他们标举恬淡的学问，讲些恍惚的道理。我认为恬淡，是无用的道理，恍惚是没原则的说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孝养父母是不能用恬淡无为之人的，必须用讲究忠诚信义的人。而讲究忠诚信义就不能恍惚。可见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学问，都是迷惑人的邪术。”韩非子还说过：“非要考察别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认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当做取法的标准的。＇所以《尹文子》说：“凡是虽有些道理却对于治国没有帮助的，君子不去谈论它；虽然有能力但于具体事情上没有好处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说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权术的范围；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事情。这就是说，合于急用的才努力去做。＇所以说：小人所说的都是关于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论，所做的都是些固执、偏激、伪饰的行为。这不过是追求名声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经文】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辨越出群，勇越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辨，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曰：为善者使人不能得纵；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者，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倕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议曰：
文子此言，以为圣人不可用先知先达、博闻强志、傲世贱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为规俗。今但任其风土，化以农稼军阵，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贵于独能独勇者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淮南子》曰：“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离朱之明，察针于百步之外，而不能见泉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险也。］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农、士，工、商，乡别州异。农与农言藏，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工无苦事，农无废功，商无折货，各安其性。”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贤愚不相异，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对曰：“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议曰：昔楚之公输，宋之墨翟，能使木鸢自飞，无益于用。汉之张衡能使参轮自转，魏之马钧能使木人吹箫，苟无益于用而为之，则费功损力，其害多矣。《庄子》曰：“朱汗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技成无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国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过此而往，虽弥轮天地，纆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圣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观之，事贵于适时，无贵于远功，所自来矣。＇
【译文】
现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办事要比所有的人强，能言善辩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众。但是，出众的品行却并不能教化人民；超众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门挨户地去游说；过人之勇，却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军打仗。总之，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说，行善的，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这独善、独巧的人，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所以应该以圣人之理为贵，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为贵。应该以工捶的巧技为贵，不以一人独巧为贵，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样的巧技为贵。《文子》说：
“先知先觉，通达的见解，这是人材的过人，但太平盛世，不把这当作比别人珍贵的东西。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这当作要求臣下的标准。做视一切，轻贱别人，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当做教化百姓的标准。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做为衡量百姓的标准。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做一国的风俗。所以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可以自我充实的原因，就是按他们所现有的品质、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教化天下。假如让百姓都把这作为行动的规范和风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