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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诸侯求援不如为王室尽力。”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啊。南齐却不是这样了，普天下的人都在琢磨着反叛作乱，四海不靖，国家不安宁，这正当百姓归附有能耐者的时候，处于天神、地祗、人鬼三灵另行选择人君的日子，假如挟持尊奉原来的君主，难道不是违备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吗？所以《左传》中讥讽苌弘想恢复周天子的地位是错误的作法，《左传》赞成使用龟筮占卜的方法来说明雷乘乾的道理。所以说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虽然是同一类事件，但是有的因此成功，有的却因此而失败。＇
以上所说的是当事者内心的情态，当时具体情况和事情发展的趋势三者都不相同的一类事件。所以说要随着时间的迁移变化来变更自己的行为，不能固执不知变通啊！
＇诸葛亮曾经说：“范蠡因为能抛弃富贵而名扬天下，虞卿把丢弃相印做为一种功绩；太伯由于三次让位被视之为仁义，战国时燕国易王的儿子燕哙由于把国家的大权交给别人而遭致祸乱；尧舜二帝由于禅让王位而被人们尊为圣人，汉孝哀帝由于任用所谓的贤人＇指王莽＇而被人们视为愚蠢；周武王由于推翻殷朝的统治被称作正义之举，王莽由于篡夺西汉政权而被认为是篡权夺位；齐桓公因为重用管仲而称霸于春秋，秦二世因为重用赵高而亡国。
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说许多事情的表向虽然类似，但是它的形势发展却遇然不同。明见的人能取得兴盛安定，愚蠢的人只能招至屈辱祸乱。”＇
【按语】
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策略被人们多次采用，但是有时借此而成功，有时却又因此而失败。作者从万事万物随时变易的哲学角度出发，说明了由于“情”、“形”、”势”的不同而造成了成功与失败的相反结局。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策略论其实质属于三十六计攻战计中的“借尸还魂”计。
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的时侯，称霸于一方的诸侯，往往挟立亡国的君主或其后代，表面上看是用武力支持他们，其实是企图控制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正如“借尸还魂”计所云：”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即是说所要利用的，必须是那些已经没有能力和作为的亡国之主。因为，这些没有能力的亡国之主第一容易被自己控制，第二又可利用他的旗号来号召一些支持者，第三还可利用他的名义去讨伐自己的对手。魏武帝曹操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所挟持的汉献帝徒有天子的虚名，而没有天子的权力。相反，那些尚有一定实力的君王，是不可加以利用的，否则，控制不了他，反而会被他操纵。梁武帝萧衍之所以没有采纳杜思冲的建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南康王萧宝融割据一方，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号召力，假如萧衍把萧宝融迎接来，那么萧衍很可能被萧宝融控制。“借尸还魂”的实质是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来实现自已的意图。
我们再举一个世界现代史上的例子作为“借尸还魂”计的佐证。联合国自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美国所操纵，美国多次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
例如五十年代初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北朝鲜的决议，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十五个帮凶国家入侵朝鲜，这个事例便属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的典型。
钓情二二
在封建制度下，任何美好的政治理想都必须经过君主的认可才有实施的可能，因而取得君主的信任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先决条件。所谓“钓情”，钓的就是君主的隐情。尽管君心难测，但其喜怒好恶总会在一定条件下显露出来，游说者要善于营造足以导致君主泄露其情的环境条件，然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经文】
孔子曰：“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又曰：“未信则以为谤己。”孙卿曰：“语而当，智也，默而当，智也。”尸子曰：“听言，耳目不惧，视听不深，则善言不往焉。”是知将语者，必先钓于人情，自古然矣。
韩子曰：“夫说之难也，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实为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不可不知也＇。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谓实为名高而阳收其身而实疏之。此不可不知也＇。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说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己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又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已，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已。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 野而居侮，此不可不知也。。彼自智其计，则勿以其失当之，自勇其断，则勿以其敌怒之。”＇凡说须旷日弥久，周泽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荀悦曰：“夫臣下所以难言者，何也？言出乎身则咎悔及之矣。”故曰：
举过揭非，则有干忤之咎，劝励教诲，则有侠上之议。言而当，则耻其胜已也，言而不当，则贱其愚也。先已而同，则恶其夺已明也，后已而同，则以为从顺也。违下从上，则以为谄谀也，违上从下，则以为雷同也。言而浅露，则简而薄之，深妙弘远，则不知而非之。特见独智，则众恶其盖已也，虽是而不见称，与众同智，则以为附随也，虽得之不以为功。谦让不争，则以为易容，言而不尽，则以为怀隐，进说竭情，则以为不知量。言而不效，则受其怨责，言而事效，则以为固当。利于上不利于下，或便于左则不便于右，或合于前而忤于后，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仲尼发愤，称“予欲无言”者，盖为语之难也。何以明其难也？
昔宋有富人，天雨坏墙，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亦云。暮而果大亡，其家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
“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已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智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戳，薄者见疑，非智之难也，处智则难。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苦服。”车至门，拔教：“逆母，灭橹，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牖下，妨往来者。”主人大笑之。此三言，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矣。此说之难也。
【译文】
孔子说：“不看对方脸色就冒然开口说话，就叫做瞎子。”他还说：“还没有取得对方信任，就冒然提意见，就会被认为是毁谤。”（译者按：这是孔子弟子子夏的话。原文为：“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见《论语·子张》，著者记忆有误）荀子说：“该讲话的时候，讲话恰到好处，这就是智慧，不该讲话的时候则保持沉默，这也是智慧。”尸子说：“听别人讲话的时候，耳目不专注，精神不集中，这时候，就不要向他讲什么有价值的话。”从这些先贤的话中，我们可以明白，凡是要游说君主的人，一定要先摸清对方的态度，自古以来成功的游说者都是这样做的。
韩非子曾经说过：“游说者的困难在于，要了解你所要游说的对象的心理，然后才可以用我的话去顺应他。如果用厚利去游说他，就会被认为是志节卑下，那么他就会用卑贱的待遇对待你，你必然会被弃掷疏远了。＇其实，你所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是贪图厚利的，只不过为了掩饰自己的贪，才暗中采纳你的建议却公开地疏远你本人，这是不能不明白的。＇如果你用清高的名声去游说他，就会被认为是头脑冬烘，离人情事理太远，必然不会采纳你的意见。＇你游说的对象如果实贪厚利，而却要获取清高的名声，就在表面上亲近你，实际上却疏远你，这也是不能不明白的。＇事情因保守机密而成功，而游说者往往由于泄露了君主的机密而失败。这倒末必是他有意识的要泄露，而是由于无意中触及了君主隐秘的事，象这样就会有生命危险了。＇这是由于君主与游说者之间的恩泽情分未达到亲密深厚的程度，而游说者却要尽其所知来讲极知心的话，即使意见被采纳而且也收到了成效，他也不会认为这是你的功劳，如果不采纳你的意见，或采纳了而事情却办糟了，你就会受到猜疑，这样也就会有生命危险了。＇贵人有了过失，你却明白无误地用大道理来推究他的过错，这样也会有生命危险。贵人自认为有良谋善策，要独自建功，而游说者却预先知道了那个计谋，就会有生命危险。勉强君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企图制止君主正在做的事，也会有生命危险。韩非子还说：“如果与君主议论他的大臣，他就会认为你是在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如果向君主推荐他身边的亲信小人，他就会怀疑你出卖他的权势。称颂他所爱的人，会被认为要拿他本人做靠山，批评他所憎恶的人，则会被认为是试探他的态度。如果顺君主之意略述其事来陈说已见，会被认为畏怯懦弱，不敢坦诚进言而有所保留。但如果多方面的思考，放言直陈己见，毫不保留，则又被认为是粗野而傲慢。这也是不能不明白的。如果他自认为聪明，计谋高明，就不要指责他的失误，使他感到窘迫，如果他为自己的果断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