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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够了，阮大可用胳膊肘碰碰李雪庸：“伙计，咱俩去看看沈秋草？这几天她心里不大痛快呀。”想了想，又下决心似的说：“干脆，趁机把咱仨人儿这团乱麻给抖清算了。”李雪庸一听，满脸的疑虑：“这么直通通的，能行？”阮大可并不掩饰对老友的嘲笑：“怎么，怕了？你怕她个！那人我还不知道？心软得很吶。”李雪庸仿佛受到了鼓舞，笑着挥挥手：“走！顶多她把我轰出大门，那又如何？轰出来我下次再走进去就是了。”阮大可一拍老友的肩：“这就对了。该死该活朝上，男人嘛。”不料，李雪庸忽而又起后顾之忧：“这要动真格的了，我还真怕老蒋阴魂不散，弄神弄鬼的缠磨我。”“哦？这个——”阮大可也认了真，他歪头想想后猛一击掌，“有了！教王老兄从《周易》里找句话，你把那墨饱饱地蘸，用斗大的老颜字写成条幅，挂在屋中醒目之处，料也无妨。”李雪庸对此闻所未闻，不禁问道：“真还有此一说？”阮大可一副包医百病的架势：“放心，挂了那东西，百无禁忌！”又说：“我先给你从《本草纲目》里抄一味雄黄来贴在门上，暂时抵挡一阵。王老兄嘛，如今疏懒得很，记性又坏，不妨教他慢慢找。”
李雪庸渐觉意兴阑珊。他发现，先前的谈笑风生像只气球，一不小心扎破了，就成了一堆干瘪的皮囊，在那里令人沮丧地瑟缩着。于是，便无可无不可地说：“雄黄……也好。”
一时间，两人心中都有些黯然。
或许是关于沈秋草的话题并不轻松；此后的沈秋草成为两人之间的“楚河汉界”几乎已成定局——放达是另外一回事，友情也无法消解一切。或许是提起王天佑触动了某种情怀；王老兄虽未真的疯癫，眼见得也是日薄西山，加之三人自此你东我西，离多聚少，不能不更添一份风流云散的郁闷。又或许是因为别的，比如，近来常在他们心中萦绕的那份怅惘——从今往后的小城，极有可能无良医可求，无良卜可问，也无风姿摇曳的旧体诗与率性的大字可供清赏；而有的是谋人钱财的庸医，巧舌如簧的巫汉，莫小白那长短不齐的诗虽也可读，但因全无古意，不能细嚼，至于写大字的，小城有是有，就拿镇文化馆那位獐头鼠目的副馆长而言，近些年闭门谢客，偷偷苦学李雪庸的枯笔，意欲继承“李记”大字衣钵，但他那纸片挂出来谁敢看？
这些个，或许也还不是令人黯然神伤的真正理由。那么，又或许是小城日渐不堪的纷纭世象？谁说得清呢。不想了，不想了，且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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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尾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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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庸蹬起那辆用来接送老爹打牌的“专车”——脚踏式小三轮儿，带着阮大可离了云峰山，朝小城悠悠驶去。小城已迫近黄昏。眼前的情境散淡而虚空。沉默中，两人看了又看，妄图去寻蒋家青砖大院的高门楼及那只仪态威严的石鹫，但努力了半天终是徒劳，连个影儿也没见到。烟霭里，到处是市声，听上去依旧喧嚣。忽地又有一种粗野的歌调破空而来，仿佛为油腻的市声做着某种诠释；那该是傻哥吧。而应和这一切的是渐次亮起的昏黄的路灯，只是样子懒洋洋的，像小城渴睡的眼。
二○○四年九月十二日初稿于河北固安大龙堂寓所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定稿于河北固安津狮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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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岁歌吟自小诗＇代后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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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鲁
若论起来，这本书也该算是穷则思变的产物。
二○○三年春夏之际，日日想着“非典”疫情，比较多的关心着国事民生，自己的事倒淡漠了。躲在河北小城固安的寓所里，每日听罢疫情播报，百无聊赖之际，便读杜甫，做些似是而非的旧体诗，很是郁闷。后来，各地情形不断地好起来；再后来，疫情终于解除了。为此，还有诗纪念。诗前有序：“春，京津穗晋冀内蒙等地逢疫，曰萨斯，国人甚恐。此百年不遇之灾，天乎？人乎？又，余客中避疫，新制薄荷饮，以茶、白糖、薄荷糖三物调和而成，饮之，齿颐间若有清风。另，新尝苤蓝丝，以苤蓝为细丝，调以盐醋，入口爽脆有声，真佐酒物也。”诗曰：
运至凶年逢大疫，闲愁暗上老头皮。
疏狂每有惊人句，散淡常无更短髭。
自制清心薄荷饮，新尝佐酒苤蓝丝。
穷通已付糊涂案，了断须烧一片龟。
——《固安行状之四》
于是，自己的事情又凸显出来。还是想那个老问题：该做点什么吧？教书是早就决计不干了，先前在京城的两所中学里是教过的，感觉是，给富裕地区的子弟做教师，多半都是在做着保姆兼保安的事，教学本身的研究无心顾及，若说有，也是略胜于无。有一阵子，幻想开个书屋，清净，闲散。又一想，那份冷寂，怕也耐不住；更何况收益还在不可知之数。体力劳动者也当不得，自小到大，终是四体不勤，如今早过了不惑之年，忽而要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去做事，先就觉得可笑。将种种不愿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排除之后，忽而发现，眼前几乎已没有自己可做的事了。不做事是绝对不行的；于社会，于家庭，于自身，都无法交代。是有一首歌叫作《从头再来》的；但是，不惑之年已过，从头再来，谈何容易！这么迁延着，秋，不知不觉的又来了。
心事觉来频对镜，分明昨夜上眉头。
连宵雨霁红花老，九月风吹绿树秋。
扼腕只缘增马齿，听鸿不必更高楼。
霜天雁送寒声远，半作闲愁半作幽。
——《再忆二○○一年秋闲居海淀辛庄》
想想，看看，忽而又想到了文学。就是文学吧。文学这行当，终比官场、商海和一些靠天吃饭的活计来得安稳些，也轻省些，且还可担着风雅的虚名。早几年，心里是存个文学梦的，也总想圆一圆它。近年却不大想了。圆了又怎样，不圆又怎样，还不是那两个永恒的字——活着？我之所以做出写小说的决定，究其因由，也大半是源于这两个字（有时想想这两个字，心中竟有些隐痛）。又迁延至二○○四年三月初，终于，在家人的期待及作家出版社玉太先生的关注下，几经权衡，才决计动手做小说。
顺理成章的，就想起二○○○年蛰居北京西北郊温泉辛庄时所做的小说《碎影》来。然而，那部十几万字的小说是幼稚的，甚至不足为凭。只好借它散碎的影子，实则近于另起炉灶。构思阶段煞费几番周折。因为不肯教未来的文字速朽，更不甘随人之后，而才气又是有限的那么多，所以，人物，情节，语言，节奏，雅与俗之间分寸的斟酌，等等，都是教人苦恼的事。当然，这些难关后来都一一走过去了。真正地动手写起来倒没有怎样的艰难，有些地方一路写来，感觉上还小有破竹之势——这也是聊以自许之处吧。历经半年多，书写出来，心中的一点隐痛也消散了。通则不痛，中医说得真好。
总的说，这部小说算是个难产儿，又是头胎，历经挣扎，终究生下来了。她是美是丑，是智是愚，都由不得作者评说了。说实话，我自视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此番便是抱着迎受冷落的心情将她送来人世的。我想，她也不大怕冷清，因为有其父必有其女，她有一个不怕冷清的父亲。忽然想起二○○四年春节期间，一个懂些命理的老先生看过我的八字，说，你这命里犯“孤辰”，注定的要孤独些。我不算个天命论者，不大信这个，可孤独倒是实实在在的常伴随着我。唉，孤独就孤独，一个人走路好了，这样走起路来心无旁骛，或许能走得稳些。
也想对文学说点什么。说什么好呢？名家大师们的皇皇高论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丝微弱的声音实在无补于文学。再说，这是一个“俗文化”辉煌的时代，这时代的文学已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