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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走到哪儿，也无论我穿得好与坏，我首先总得先把自已弄得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像个人样儿。我向来憎恨肮脏。我每天都要想办法洗一次澡，每天都要换一次内裤，坚持早晚刷牙，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刮一次像蓬草一样疯长的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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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人称我为时髦的流浪汉或三毛的接班人。
年纪稍长一些的人则把我看作是社会里的一条游荡的野狗。
年纪再长、且自认为生活在“主流社会”里的、比别人多认识几个字儿的所谓“文化人”则将我们看作是“害虫”。是谁制造出“害虫”的？他们却怎么也不开口回答。
叫什么来着现在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有所谓的是，如何消除丰盛的寂寞和空虚。七十年代的人，除了物质和寂寞之外，似乎什么都缺。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习惯给人一种“无所谓”的感觉。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习惯跟生活别着干。比如说，世界是这样的，我不能也这样；生活是那样的，我为什么要那样？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过去。或者说，不怎么愿意相信过去；过去是父母的。父母憎恨饥饿，我们却怀念饥饿。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也不怎么相信未来，未来太值得怀疑了。什么战争呀、病种哪、温疫呀、天灾人祸一茬接一茬儿，没个完儿，仿佛活着就是一个偶然了。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只注重现在，只在乎今天。只要把今天活好，怎样都行，行为、个性里很有些大气凛然、豁出去的精神。是将“拿来主义”运用得尽善尽美的一代。港台明星的夹舌头普通话竟也学得十足的相像，仿佛他先人也被“殖民处理”过似的。这有什么好？！或者说，这没有什么不好。再比方说，连今天都没活好的人，凭什么去要明天？连今天都活不好的人，昨天肯定也活得糟透了；又比方说，七十年代的人怎么你啦？将“爱”做出来了，而且，做得也挺成功的，一直从床上做到床下。将性爱由从前的被看作只是传宗接代做到了它不只是传宗接代，它还是一种生理需要和带给人们欲仙欲死的享受。尤其是女性的性爱，被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给实质性的解放了。
我倒是力图来去如风，力图不带走所到的城市里的一颗尘埃。事实上做到如此地步，于我来说可真是有点难度。因为每到一处，我都有遇到了喜爱和不容易忘记的人。这些人有男人，也有女人。算起来，她们和他们都称得上是女孩和男孩。女孩和女人，男孩和男人是有区别的。他们喜欢将自已看作女人和男人。他们和她们都迫不及待的等待着做男人和女人，想早点熟起来。好像热带地区运送过来的香蕉一样，明明是生涩的，但只要往撒一些催化剂，便熟了。所以，我们呢，多半都是伪成熟，即便是一副熟透的模样儿，也还是伪造的。但只在一方面是真实的，这便是在性爱方面。
我没考虑过我是不是因为生在七十年代感到悲哀或不悲哀的问题。一次也没有想过。我只是觉得我好像总悬浮在半空中，没着没落的。
在四处流浪和游走的日子里，我有时候会突然生出对饥饿的迷恋。成天不吃东西，我从不将不吃东西解释成没味口，而说成是为了体验诗人的肠胃的感觉。可是我最终也没找着。饥饿来得太早了或太晚了，总是与我擦肩而过似的。还有，冰箱就在我对面，它在向我招手，它在引诱我。结果，我觉得我有些对不起诗人。这世界上，诗人大多都保留着饥饿的，就像博物馆里保留着古董一样。我不喜欢古董，我闹不明白古懂为什么那么值钱。但我喜欢诗人和诗。依我的个性，没人会相信我曾和诗这样严肃、深奥或者说深沉而高雅的东西有扯上瓜葛的。谁相信呢，我对诗人的了解并不亚于对女人的了解。诗人跟哲学家一样古板、孤独、好静，清高，虚伪，自以为是的活在自已精心构造的梦的楼阁里……我曾经沾染了或者无意中模仿了诗人的这些个性。我也偶尔不得已拥有了孤独，装腔作势地喜欢孤独，偶尔也会陷于沉思，崇拜死去的诗人的死去的方法。但是我不古板，这是因为我学不来这古板。古板是诗人的“气质”。这跟现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淋漓尽致地模仿出古代人的“高贵气质”一样。
但我怀念有诗的那个年代——我是借助着别人的怀念而也跟着怀念的。要知道，八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孩子。八十年代多美啊，八十年代的人多单纯啊，一个诗人只用一首诗或偷窃来的诗就可以将女孩的身心给勾引来的浪漫年头。现在写一百本诗集也勾不到女孩儿的一个回眸。在物质占绝对优势的社会，高尚的精神再也没有什么机会闪光了。
我偶尔的沉思也只是在看到周围的漂亮女孩儿或有风韵的女人时才会产生。而且，大多数时候，我是个开朗快活的人。尽管有时候也不忘伤感一回，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去验证和辨别伤感是一种境界还是一种状态或姿态。偶尔伤感于我来说是一味药引子，是我为了寻求心灵的宁静才这样的。还有，有时候我难免不得罪自已的心，伤感也就成了我和我的心和解的唯一的途径了。
我的伤感的药引子，多数来自于尼采文集。尼采的文字是不宜多看的，看多了，便意味着把生活看得太透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头脑灵活，追求时尚，通常情况下是诅咒孤独的，但我还是爱上了写诗。诗和孤独是统一的，缺一不可。我爱诗，不是缘于我的个性，而是缘于我小时候对歌德的崇拜。因为读的第一本诗集是歌德的，所以我从小就渴望能当一名诗人。因为我想，这世界上，离爱、离精神、离自由最近的只有那些漫妙绝伦的诗句。那诗句里浸泡着天堂，隔离着地狱。
后来我退却了。为这一句“每一个诗人都是在痛苦中锻造出来的”。我害怕痛苦。我从前写些分行的句子时，总习惯把自已尽量弄得痛苦一些。效果的确不错。但逐渐地，我觉得我的小日子过得挺舒心挺熨贴的，我也就不肯再把自已弄成那个样子。——远离痛苦是件幸福的事儿。尤其是一想到顾城、海子这两个写诗的人，我觉得我放弃做一名诗人是理智的行为。人活着就是一个偶然。诗人活着，便更是偶然中的偶然了。所以好多年过去了，我几乎不去碰诗歌。也就是说，我几乎不去碰“痛苦”。诗歌跟痛苦是与生俱来的孪生兄弟。
但没过几年，我又重新拾起了这爱好。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重新拾起来的。因为流浪的日子里，真的好寂寞，好孤独。我需要抒情或需要发泄。——诗于我的切身意义就是抒情和发泄！从诗句中，我体验并了解了诗人需要的是什么？是的，诗人需要的是自我与个性；需要的是灵魂与肉体分开：包括自我捣毁，然后又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另一个彩色的“自我”。
就跟所有的诗人一样，我变成诗人或歌词作者缘于我在生活里遭遇到的失恋或失意。每一首诗是对每一个写诗的人痛苦或快乐的理性检阅。虽然诗是最不可靠的。这不仅缘于美妙的或让人疼痛的诗句总是离梦靠得近，而且连物质上也靠不住。
我写了很多的诗，自觉不赖。有时看自已写的分行的句子时，会时不时地动之以情，并像动物发情一样也会诗性大发的写出一大堆，还把从前写的句子努力的回忆起来重新写下来，还激情万丈地拾起立志做诗人的愿望。可结果是，诗一文不值。不单只是我的。这是个现象，坏现象。通俗小说大当其道。有时候，我真想写封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好好诉诉苦，请他无论如何也得想点办法匀出半块面包给全世界所有处在落泊中的诗人。诗人在精神领域堪称是神，可最后还是抵不住现实生活的揭露：诗人原来是一个带着胃馕的神！这既是神的悲哀，更是诗人的悲哀。
这是我管得了的吗？
我还是在偶然之间变成了诗人的，带着跟谁赌气的倔劲儿，最后没能坚持下去。因为诗歌没给我带回半个银子。我要生活啊！我只得到歌厅去唱歌，在歌厅里偶然遇到一个曾经录用过我的诗作的某报社的编辑。在这位编辑的提醒下，我将原来写的部分诗句稍微动了点手脚，改成朗朗上口、有韵脚的歌词儿。
我做起了歌词作者这个行当，这对我不难。第一首歌词面世也是这位编辑的帮助才得以成交的。
我内心还是迷恋诗的，最后我以自费的形式出了一本诗集向诗歌作一个郑重的告别一式。出版社给我的回报是500本诗集，我留下十本，其后将那490本统统卖给一个收垃圾的了。回报为29块6毛。收垃圾的还多占我7分钱。我平素不怎么为钱计较的，但这一回，我偏对那收垃圾的家伙通娘骂老子的大发一顿脾气，收垃圾的家伙吓坏了。就这样，我愣是把那7分给争回来了，还多倒赚了3分。事实上，我并不真的生收垃圾的家伙的气。
当然，我并未因为填写歌词而大发了一笔，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买我歌词的也是不名不闻之人，且多数是穷光蛋。说是买，其是也是白拿。写歌词也没让我挣多少钱。我还得以到各大小歌厅翻唱当红歌星的情歌敛取生活费用。不过，应付简单的生活倒不用费心。
可见，编辑对我的建议是带着浪漫意味的。
尽管现在挣的钱使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内心平静。我总告诉自已：这没什么！我丝毫不抱怨谁与谁没有刻意在乎过我。因为人们为了生活也活得很累。
再累也是有明天的。明天会更好。即使明天还是那么那么的累，可人们就是愿意这么说和这么想。
我理解。这年头，容易得到的东西固然很多，但容易失去的东西也很多。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在得与失之间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