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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扯远了，我只是想证明当我们怀着功利的目的去做事情，可能会有“效果”，却很难获得“成果”。如果只是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那么每当你需要表达的时候，嘴里蹦出来的一定是书上那几个例句，所说非所想，言不由衷。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普及英语，而有些人的水平仍然停留在“How are you？”“Fine，thankyou，andyou？”的层面上，接下来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真正能够用英语深刻而准确地表达思想的人并不多，而这才是学英语的最终目的。我在耶鲁遇见过一个中国女孩，GRE接近满分，却被学校勒令退学，理由是“缺乏最基本的沟通能力”。
28、见证国际最高赛事
我从小自诩英文超好，听说读写样样在行，第一次面对国际化竞争是在1998年，受到极大震动。作为当年“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亚军，我同时获得了“伦敦国际演讲比赛”的参赛资格。
与我同行的赛友叫梁励敏，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她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说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多年以来，这个比赛到最后一轮，就成了北外和外交学院的“死掐”。客场心理作怪，凡在北外举办的赛次我必输无疑。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当年的竞争对手加好朋友，居然殊途同归。我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她继续深造以后也来到央视英语频道，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说：“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意即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存在巨大差异。1918年，一群英国老贵族成立了“国际英语联合会”（The English Speaking Union），旨在“推广真正的英语”。一年一度的伦敦国际演讲比赛便由这家机构主办，是世界上规格最高、最具权威的英语演讲赛事。
比赛地点位于伦敦一所古老的豪宅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名誉主席，现场评委多是享受世袭爵位的“贵族”们。比赛分组并不以母语是否英语为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与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选手直接竞争，没有任何“照顾”，我们感到压力空前。其实这样的比赛机制恰好说明评委不看重发音、语法等，关键的评判标准还是演讲内容。不过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第一天是辩论赛，采取的是“热气球辩论”：丘吉尔、特蕾莎嬷嬷、猫王乘坐的同一个热气球突然被子弹击中，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跳下去，才能保证另外两人的安全。请选手自选角色进行演讲，并展开辩论，最后大家投票支持“应该继续活着”的角色，票数最低者淘汰。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英语演讲比赛中，我还向组委会推荐过这种经典赛制。
大赛规则刚刚宣讲完毕，大家就纷纷举手，几秒钟工夫，三个角色已被一抢而空。这时候，我和梁励敏别说举手了，压根儿没想好该怎么说呢。
经过一分钟准备，扮演丘吉尔的葡萄牙男孩儿开始发表演说：“我是丘吉尔，我在二战中打败了希特勒，为世界带来了和平的曙光。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还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中……”慷慨激昂，外交家的风范。
“请不要听信政客的言论！”扮演特蕾莎嬷嬷的印度女孩儿沉稳地说，“这都是他们拉选票时的漂亮托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不懂经济，也不懂政治，我只懂一件事，那就是爱。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爱献给世界上需要爱、需要关怀的人。”她的话语诚恳感人。
“猫王”是由一个澳大利亚女孩儿扮演的。她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任何时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如果你希望你的亲人和朋友还能听到我的歌声，让我的歌声陪伴你们走过坎坷人生，请让我留下来！”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国家的赛友们出去“感受伦敦”，把白天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回来以后，我发现酒店门前的草坪上，有个人坐在路灯下读书。走近一看，是梁励敏。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她。
“我在准备明天的演讲。今天白天，我觉得我们就像两个傻瓜。”
看到她这么认真，我也不好意思贪玩了。第二天，我跑到白金汉宫对面的格林公园里，坐在一棵大树下，一点点地修改自己的演讲稿。我的演讲题目是Starry Starry Night，灵感来自一首我钟爱的纪念画家梵·高的老歌，和他著名的画作《星夜》。借此，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园和环境的故事。
凭着这篇讲稿，我一直坚持到决赛，成了唯一一名亚洲选手。尽管并未进入“三甲”，但我很高兴自己击败了一个美国选手和那个扮演过“猫王”的澳大利亚选手。
今天的我走遍世界，发现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没有人在乎发音，只在乎你说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口音甚至成为一种个性的符号。在耶鲁，学校里公认我的英语比大多数美国人要好，我相信这个“好”指的不是发音，而是指语言质量和信息深度。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往往一开口便可揣摩大概。我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某些领域的词汇，因为我在工作中使用频率更高，其意义和用法却比西方人还地道一些。相反，如果过度追求标准的“美音”“英音”，练习夸张的卷舌，不但浪费精力，在外国人听来也会显得十分Weird（怪异）。我很欣赏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句话：“我不是最伟大的交流者，但我交流最伟大的内容。”这其实正是我们学习任何一种语言的前提。
29、被耶鲁破格录取
我很幸运，成长过程中几处关键转折，都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做出正确选择。
2003年，我在北京采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他似乎对我印象很深。在中国记者中间，能够准确自如运用英语交流的人不多，并且他惊讶于他所知道的很多国际人物、事件我也知道，甚至和他一样清楚。200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鼓励我申请加入“耶鲁世界学者计划”（The Yale World Fellow Program）。
我和耶鲁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少年时代。初一那年，我第一次跟父亲来到北京，第一次喝到老北京传统的瓷瓶酸奶，第一次在前门吃到“肯德基”，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参观了课本里介绍过的詹天佑纪念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对欧美文学很感兴趣，所以一眼就看到橱窗里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詹天佑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这本书旁边有一些英文文件，上面写着YaleUniversity。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我猜想Yale就是“耶鲁”，但它的确切发音我回家查字典后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耶鲁。
耶鲁大学是培养美国领袖的摇篮，美国历史上有五位总统毕业于此。耶鲁还有一个梦想——成为培养世界领袖的摇篮，“耶鲁世界学者计划”便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倾全校之力打造的一个项目。这一计划每年邀请18位学员在耶鲁大学进行一系列强化学习，我们那个班可谓藏龙卧虎——菲律宾前能源部部长，巴拿马前贸易部部长，巴哈马公安部部长，尼日利亚律师，立陶宛总统的首席幕僚，德国总统的顾问，锦湖韩亚集团的继承人，委内瑞拉的总督等。在他们中间，有三位将在未来十年内竞选总统。
莱文校长雄心勃勃地说：“这个项目再做几年，我们就不用去达沃斯搞世界经济论坛了，耶鲁的世界学者年会完全可以汇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他的特别批准和亲自安排下，28岁的我“走后门”加入了这个项目，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
耶鲁大学及其校友们对“世界学者计划”极为重视，倾注了最好的硬件和软件资源。耶鲁校园里最美的地方有一栋古老的别墅BettsHouse。它坐落在山坡上，有着数百年历史，曾是一位富豪的私宅，后年久失修，美国前总统布什最好的私人朋友，也是曾经的生意伙伴和耶鲁本科同班同学罗兰·贝茨（Roland Betts）一家出资予以修缮，然后捐给耶鲁。别墅的一楼是耶鲁全球化中心以及墨西哥前总统、现任中心主任赛迪略（ErnestoZedillo）的办公室，常年有墨西哥警卫守护，还有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古色古香的餐厅。二楼和三楼则是耶鲁世界学者专属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这个项目共有51门课，涉及最前沿的系列性全球化议题。组织授课的都是耶鲁各门重要学科的殿堂级教授，包括著名的《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称他们为“镇校之宝”毫不为过。
对于普通的耶鲁学生，“校长”只是遥远的象征，鲜有机会接触，只有博士毕业才能由他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而我们每周都与校长会面交流，能够参与学校各种重要活动。毕业典礼更是隆重得非同一般，校长、副校长、校董同时出席。
我一向不赞成本科生直接出国留学。受教育体制和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大学生寒窗十余载，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知之甚少，稀里糊涂。毕业后凭着很高的GRE、托福、雅思成绩申请一所国外的大学，继续埋头苦读，外加拼命打工，到了必须离开校园那一天，对国外的事同样懵懵懂懂弄不明白。这样的“边缘人”是很可悲的。回到中国，乡亲们把他当“海归”，其实他从来没有融入过国外的主流社会。留在国外，外国人又把他当中国人。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遭遇过这种困境。
30、20万美元，交换中国思想
和中国一样，美国也存在生活层次的差别，有精英政要，也有普通劳动者。还存在地域的差别，我们有甘肃、陕北，他们有威斯康辛、明尼苏达。在我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