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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回答：“CCTV。”
主持人步步紧逼：“CCTV的老板是谁？”
“中国政府。”
“你认为一个在政府掌管的媒体里工作的人，能算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吗？”
“No！”
“成钢，你的同胞不认为你是新闻工作者，”他突然把矛头转向我，“对此你怎么看？”
美国主持人都是这样，最会挑逗群众斗群众，而且任何夸张离谱的问题，观众也不觉奇怪。当时现场空气变得有些紧张。这时候，我当然也可以愤然离席，说你严重伤害了中国记者的感情，但是没必要。观点不一样很正常，何况他并无恶意，只是一种职业习惯而已。我想不妨先幽默一下。
于是我语重心长地说：“Jeff，我这次到纽约，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美元贬值，我来抄底买点儿便宜货，顺便帮你们拉动内需，没想到来帮忙也会中枪。”
话音刚落，一片笑声。我再有理有据地展开我的阐述。
“你是否认为我是新闻工作者并不重要。我觉得我是，我的同事和喜欢我的观众觉得我是，这就够了。正因为这样，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解释，但我可以谈谈我对新闻的理解。”
我决定要振聋发聩一下，开始依照我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理论讲我对新闻的理解。我引经据典，从唐诗宋词讲到欧美文学史，从“真相”讲到“事实加角度”……我看到不少观众频频点头，说明传播效果还不错。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当我滔滔不绝讲完，台下又有人发问：“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政府宣传的喉舌？”
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我想了想说：“中央电视台约等于共和党执政情况下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
共和党是前总统布什隶属的党派。布什就任期间，福克斯新闻被部分人认为“偏向共和党”，少数美国精英阶层还会拿它开开玩笑。
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们比他们要好点儿。”
这样一说，台下爆笑，意思也到了。
24、行动克服恐惧
一次我采访“皇家壳牌集团”时任全球CEO范德伟（VanDerVeer），一见面就对他说：“10年前我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过你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司徒慕德（MarkMoodyStuart）先生，他那时刚跟朱镕基总理结束会谈。”这种情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要不是当时石油价格剧烈波动，世界经济充满变数，面对范德伟先生我恐怕找不出什么新鲜话题，还是10年前的那点儿事。我估计他也感到意外，这小子，看起来挺嫩，还采访过司徒慕德？
作为财经记者，很多财富500强公司的全球CEO连续几任都接受过我的采访。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采访大人物时，怎么消除自己的紧张感。我说，当他走进演播室，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就请他“向左挪一点”，“向右偏一点”。等他听话地调整好位置，我也就不紧张了。这当然只是开玩笑。
事实上我这人很不容易放松，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一说“上台”我就紧张，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发现，无论面对的人多资深，多大腕儿，来到演播室，都可能比我更紧张，毕竟这不是他熟悉的环境。而这种事经历越多，经验也越多，行动是克服恐惧最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时间一长，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领导也是人，今天是总统首相，明天也许就是百姓平民，用不着因为他们的头衔紧张。
在国外，资深记者都是白发苍苍。我最早当记者的时候，曾经担心自己太年轻，别人不屑于接受我的采访。所以我很注意穿着。那时很流行三粒扣西装，但我只穿两粒扣的，里面是白衬衫，打紫红色的领带，把自己打扮得跟美国共和党保守议员似的，并且刻意使用比较传统的英语措辞，借此和他们缩小年龄上的差距。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单件西装上衣Blazer非常流行，又称运动休闲西装，有很强的可搭配性。为了强调它并非套装中的上衣，它的扣子很讲究，一般是黄铜金属扣。藏蓝色Blazer可以随意搭配卡其色休闲裤或牛仔裤。在西方，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半休闲装扮，我的很多采访对象都是如此穿着。我也时常选择Blazer，倒不是非要和别人穿得一样，而是想让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更像一伙人（其实我是另一伙的），容易接受。如果我在穿着上与他们风格迥异，他们可能会琢磨：这人看上去怎么这么别扭？由此就分散了注意力。对我而言，采访可能只有10分钟时间，实在耽误不起任何1秒。
当然也并不是穿得一样才能和他们套上近乎。我在采访渣打银行全球CEO彼得·桑兹（PeterSands）时，注意到他戴着一块Swatch手表，于是第一句话就问他：“你的表是女儿送的吗？”他很惊讶，又感到亲切，笑着告诉我是的，又问：“你怎么知道？”其实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品牌，造型又比较可爱，一定是女儿买的。他显然尊重孩子的感情，也无须外在的奢侈配饰来证明自己。
我见过的最不讲究穿着的是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和伊郎总统内贾德。据说前者还是世家子弟，衣服好像是从沃尔玛超市里拎来的。后者在出访外国时，居然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就去检阅三军仪仗队。有时候西方政治家并非不懂Dress Code，似乎是刻意透过不讲究的穿着表示一种和老百姓的亲近。
我们其实也可以不追求品牌，但着装的细节规则必须注重。有些人衬衫领围偏大，恨不能塞进一个拳头。西装不够合身，衣袖和裤腿都偏长，脚面上堆着好几个褶儿，让我联想起“卷起千堆雪”。还有些人不太了解穿深色西装时最好搭配深色袜子，而且要足够长，否则跷起二郎腿时，腿毛一览无余实在有伤大雅。
25、人脉就是效率
还有一些国际社会的礼仪必须注意。中国人吃饭或开会时，都习惯把手机放在桌子上，随时准备接电话看短信。在国外这一举止十分不礼貌，除非周遭的人非常熟悉。开会、参加论坛、聚餐、看电影，都是重要的社交场合，手机必须在静音状态，甚至看一下都需要向周围的人道声抱歉。在正式场合和西方人一起吃饭，若把手机放在桌上，吃着吃着接个电话，对方会感到不被尊重。这时候旁边另一个老外可能会拍拍他的肩膀：“中国人都这样，别介意，Wele to Beijing。”这是英语的幽默，适用于老外因文化差异感到莫名惊诧的时候。
也许你还想知道，一个每天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记者，怎样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对方的信任？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能解释清楚。当我与某大国首相初次见面，如果我能一口气说出一串我认识的与他同一党派的议员，他就会觉得很亲切。工作多年，我的采访对象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重复性和关联性，转来转去，都是那个小圈子，在我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脉关系图。很多时候，关系就是润滑剂，关系就是效率。
一次我采访福特汽车董事长、福特家族继承人比尔·福特，当时他还是公司CEO。那时汽车工业已经开始不景气了，见面以后，他不大愿意多说。我说：“昨晚我和John Thornton一起吃饭，还聊到你。”果然，闻听此言，他立刻两眼放光，很激动地问我：“John也在北京吗？他会待到什么时候？”
John Thornton何许人？约翰·桑顿，前高盛全球总裁。与他初次见面是在我25岁生日那天。那时年轻爱热闹，过生日喜欢呼朋引伴，老朋友又带新朋友，一个普通聚会没留神搞成了百十人的大Party。在一位好友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他。不久后他辞去高盛职务，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任客座教授，年薪1美元。桑顿在美国很有影响力，他是耶鲁商学院校董，后来又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布鲁金斯学会是华盛顿最大的智库之一，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和麦凯恩经济团队中的重要人物，都出自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一度是奥巴马驻华大使人选。
桑顿中学时代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寄宿高中霍奇基斯（Hotchkiss School），并和低他几级的小兄弟比尔·福特结为死党，据说一直很罩着他。现在桑顿还是福特汽车全球的董事。由此说来，当我提到他的大名，福特两眼放光也就不足为奇。他立刻坐下来专心接受采访，那天我们聊得非常好。
还有一次对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的采访，依靠的也是私人路径。我认识她妹妹，并且见过她的父亲。她父亲从事航运，那时家族每年都会在上海定两艘巨轮，请国家领导人剪彩。那天晚上，我们的《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直播到22：00整，和她的采访只能约到22：30，她真的在百忙之中为我留出这个时间段。我去接她，见一列浩浩荡荡的车队停在梅地亚中心门口，风尘仆仆。戴耳机、配微型冲锋枪的美国保镖列队护卫。专访结束已是深夜，她只剩下4小时休息时间，第二天一早还要参加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在24小时之前，我才和她在纽约的妹妹通电话安排了这次采访，效率真是很高。
在当下这个社交网络极其发达的时代，和某人取得联络并不是很困难的事，而且国际上的精英人士普遍愿意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利于他们开拓中国市场。不容易的是，如何能够在新闻事件爆发后迅速找到事件中心的人物，对方还能欣然为你提供信息。
记者就像侦探，需要积累一大批“线人”，三下五除二找到关键人物。这种事经历多了，会觉得所谓“大片”里演的重要场合、惊险事件其实都挺假，属于“闭门造车”。还是等我退休以后，按照小时候最喜欢的《丁丁历险记》的路子，写一部中国记者版的《钢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