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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吧，”他说道，“我还有些问题想和您谈。”他迟疑了一会儿，急切地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增加了他的勇气，“您坦率地告诉我，您怎样看待我的这篇学术报告？如果现在不好说，那就另找时间。”
女助教既没有考虑，也没有急于回答。她早就等着这个问题，她早已胸有成竹。
“我曾考虑过，我的结论是，您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无疑，这一理论在法医学中是能站住脚的。”
鲍里涅维奇自己也这样看，但他想听听更明确的意见。
“您说说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哪里？”
她没有迟疑，好象是在重复早已想好的词句，轻松而涉及广泛地答道：
“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受着国际统计学的影响。欧美关于自杀的准确统计数字，其中附有自杀者的性别、年龄、宗教、民族、职业和出身，自杀发生的季节、城市和乡村，以及准确的自杀原因和数字的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学者搞糊涂了。请问，为什么自杀者有老人和年轻人，女人和男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市民和农民呢？这容易解释清楚吗？即使能勉强解释，但也没什么公式能阐明无休止的用各种方法自杀的原因。再说自杀者死后的证据又值几何？自杀者可能想以自己的死来报复不忠城的朋友，实际上他是被精神上的疾病所毁灭。一个被揭露的罪犯可能想以自己的死对把自己推上犯罪道路的放荡的妻子进行复仇，实际上这不是复仇，而是对恐惧的惩罚——悲剧式结束生命的根源。成千上万的人中途结束生命，多少直接和间接的原因，能一一解释明白吗？人们在问我们，这些不幸者都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懦夫？谁能想到，不愿意充当精力衰竭的见证人的八十岁高龄的彼捷科费尔①（①彼捷科费尔（1818—1901年），德国著名卫生学家，晚年自杀身亡。）是懦夫吗？而一个年轻人为了一个长得不错的姑娘而自杀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他们不是懦夫，也不是什么英雄，而是高级中枢神经系统的搏斗中无能的可悲的牺牲品。”
“您讲得真好。”鲍里涅维奇插话道，“您别说……我应当告诉您，季娜伊达，我决定不宣读这篇学术报告了。明天我就在学术委员会上通知大家。”
“为什么？”她已知道他会怎样回答，但还是问道。
“您猜不出来吗？”他问道。
女助教猜到了，也想了，但怕流量出自己的喜悦，仍然保持着莫明其妙的神态。
“我下次再给您解释。”他说道。
现在当鲍里涅维奇已察觉痛苦和担忧时，她就可以继续说：
“这一个月来我反复想过多次。用您的理论我对一些统计学上的问题找出了答案。现在我弄懂了为什么夏天和春天要比其它季节会发生更多的自杀，为什么在城里，特别是象柏林、伦敦和巴黎这样环境的大城市自杀数字这么大。”
鲍里涅维奇警觉起来，他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论据不足。难道她能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居民要比天主教居民更加脆弱？这问题当然不在宗教，那么又在于什么呢？
“春天和夏天是爱情和失恋感情尖锐时期。年轻人和年轻的动物一样都受到大自然兴奋力的影响。这样三月到十一月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时期。城市好象是人体稳定的试金石。在城市里生命经受的考验要比在乡村更多种多样和更加有毁灭性。”她好象猜到了他的想法，接着说道，“关于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的脆弱性相比的神话是统计学家的故弄玄虚。在同一个德国，基督教的萨克森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和牺牲，而毗邻的天主教堡垒巴伐利亚则是全世界幸福生活的模范。生活稳定的德国人住在农庄和乡村，而挤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就不如住在乡下幸福。您的理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她准备结束自己的话，“人类生活能力的尺度不是哲学家和评论家们模棱两可的观点，不是数学家们的一连串无聊的数字，而是人在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考验中作为嘉奖而获得的习惯能力和免疫力。”
她不说了，但一会儿又想起了什么，连忙补充道：
“自杀的根源不存在于遗传学艰深、晦涩的理论中，而在于人在社会中扮演的丰富而复杂的角色，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在于我们对活着的目的和使命的认识。”
鲍里涅维奇仔细地听他讲完，推开棋盘，闭上眼睛，紧张地、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天。
“谢谢，季娜伊达，您真使我高兴。”他感动地说道，“我再一次深感佩服，理论在您的讲述中获得了胜利，您逻辑性强，我只能羡慕您。”
“问题不在于逻辑，”她不同意道，“我不过只钻研了一个月。我还有不少别的很有趣的想法。”
“您要很好地珍惜，这对您是有用的。”鲍里涅维奇感到满意，温和地说道，“我把资料给您，您来写博士论文吧。我除了您，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确信我是把自己劳动成果交给了一个可靠的人。”
她意味深长微微一笑，顺手从棋盘上拿起“王”的棋子，掂了掂，不情愿地又放回原处。‘
她本来可以对这一富有表现力的动作补上几句这样的话：“我早就想到，不论是资料，还是学术报告对您都不需要，这倒会帮我写出博士论文来。您的严格处世之道是不允许您和我合作的。至于我，只要您承认在您的学术报告中有我的不小的功劳就行了。您这样一位信守原则和道德准则的人是应该作出唯一的抉择——把资料交给我。”
“您要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我，我要拒绝，”她以打算拒绝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有利用别人为自己捞取名声和好处的习惯。”
“我也没有这种习惯。”他完全严肃地说道，“您对拙作给了很大帮助，使得我无法再宣读这篇报告了。”
“好吧。”她让步了，“但是我有个条件，有答辩时您要担任我的辩论人。”
他答应了。
季娜伊达最初并不喜欢鲍里涅维奇。他脸色苍白，性格孤僻，好象有股力量禁锢着他。她感到他好象总是在生气，令人生畏。他的一切都很有分寸——讲话简练，声音不高，动作从容，面部表情不多。但总是担忧着什么，沉思着什么，好象时刻在考虑问题，有些想法慢慢地思考成熟。他好象总是把自己的希望紧紧锁住，似乎什么也无法使他激动，无法对他献殷勤，更无法爱上他。只有当他说话时，他那一双敏锐的眼睛才放射出意外的光芒。平时他那一双冷漠和心不在焉、微微浮肿的眼睛引起人们的不安，尽管在这种目光中没有任何令人警觉和严厉的表情。从外表上露不出任何使人感兴趣的地方，而他的才干却使人惊奇和赞叹。他能发现和记住一切，不仅理解含义，而且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出于责任心他从不对人们的弱点宽容。对前不久还重视的人，很容易不再理他。
“我的很多精力，”有一次他肯定了她对他的疑虑，“都用在努力不使我的感情从自己的手中滑了出来。我一生气就控制不住自己……我有分寸的讲话就是控制自己脾气的龙头……我说话慢为的是在激动时不至于结巴。”
这些坦率的话引起了她的不安，她告诉自己与他打交道要谨慎从事。
她也不喜欢他的哲学和对义务、荣誉，对为祖国和人类服务的观念。他真诚地相信这些抽象的观念能使人得到幸福和精神上的安慰。而她的观念和生活的信条是这个世界，与自己无关。人们不是讲道德，而是在残酷地争斗，骑在马上为获得特权而厮杀，同时以马蹄践踏着对手。不管有多少条通向生活之路，它们都是通向为争地位，争统治别人的权力而厮杀的道路。她本人的争斗尚未结束，一旦取得胜利就能过舒适的生活，有时力不从心，那就只能把自己与人隔绝，强忍着等待时机。
鲍里涅维奇为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科学思想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胜利的目的对他是亲切和明确的。教研室也需要这样的胜利，这样就能长治久安，可能有少数不学无术的人是在教研室这棵大树下乘凉。几十年啃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邪说，奴性十足地翻来复去重复着先人的观点。女助教看透了教科书和一些名流的论文，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谁敢大声疾呼反对这些胡说八道？医学界有那么一个半瓶醋的人，他还是一个蹩脚的副教授、口齿不流利的蠢货，抓住一点可疑的想法就大做文章，吹嘘说想出了一贴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还把自己的名字与这一怪诞的处方连在一起，就这样出现了一位新的学者。据说要准备提拔为教研室主任。让这种发明得不到通过吧。人们要抗议，作为科学堡垒的教研室是不能交给这种人的。
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是一位平平常常的外科医生，他突然开始经常出席各种会议表现自己，还煞有介事地大谈人所共知的课题。报纸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学会年会上大出风头。眼看就要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了，用自己的著作捞取高级学位。尽管这样，教研室的大门不会对他开放，教研室不能交给他。
季娜伊达在斗争经历中悟出这样一个真理：在斗争结束以前她不需要丈夫、家庭。男人的一切，无论是勇敢，还是力量，以及刚毅的性格都无法满足她。就让那些漂亮的姑娘们赶快出嫁好了，她们需要的是舒适安静的家庭欢乐。
与鲍里涅维奇的友谊使她感到疲倦。他的一套逻辑就很难对付，对他施加影响就更难。这一切即将结束。她为意识到这一点而感到欣慰。朝思暮想的论文已有了底，这是登上早已渴望的教研室领导宝座的最后一步了。
鲍里涅维奇始终没有谈起自己的爱情。萌发这一感情的最初特征是突然开始想到这个问题。无论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有时他的两眼忽然呆滞起来，脑袋歪斜着，脸上泛起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