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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是免检的WINNER，就是成功进入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后半生甚至无需检查工资单，就可以放在荣誉橱窗和展览室里。
新闻上有公务员考试发榜的报道，看到年轻人喜极而泣的脸，确实感到那是无数人一夜间翻身农奴把歌儿唱的时刻。
我的同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在背GRE单词的红宝书，到了现在，大三，他拿的是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
我说他投靠，他被招安，我指责他堕落了不再理想主义了，他辩驳说：“我进入了体制，才能对社会有所改变……”
我被他一番进入体制的热血沸腾的宣言说得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拍着他的肩膀，认可他的决定，说：“好吧，体制内有你，我就放心了。”
可他反而颓然了，嗫嚅道：“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体制化。”
“体制化”不只是个行政词汇，也是一个人被塑造的过程吧。一开始你的目的是试图改变它，后来你只能抵制它，渐渐你熟悉它，最后只能依赖它。
我和我同学似乎同时看到他在办公室里舒服安乐的后半生，一下子有些冷场，他生硬地说自己要去背《申论》（中国大陆国家公务员进行资格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了。
进入体制意味着户口房子工作，意味着稳定福利和保障。进入体制意味着成为真正统治意义上的精英，意味着不再求人，而是被求着办事。而这些是几十万的年薪也换不来的——岌岌可危时代中的安全感。
进入体制的WINNER也有抱怨，例如日子太悠闲，升官太过慢，但是在大多数同学眼中，这些无异于撒娇了。
WINNER和LOSER是我所见过最简单粗暴，也最残酷的划分标准，对WINNER的肃然起敬，对LOSER的讥诮冷语。
这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蒙20世纪60年代写过的《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40年前，年轻人还对组织适应不良，一到工作岗位就被打了英雄主义鸡血，要对坏事绝不容忍，要勇敢地进行斗争。而现在，组织部里涌入了一群青年老干部，体制与他们的天性中没有一天冲突的地方，一去就能迅速融入，迅速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甚至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能挤进去的就是赢家。时代不一样了。
“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是每个年轻人进入高等学府时第一句向自己说的话。这种想法让人思维简单如猩猩够香蕉，放弃自己形而上的思考，被迫去想象工具性的无聊问题，一步步走向一个心理极权的国度，放弃自己脑袋里的想法，而走向卑贱的实用理性领域。想的只是“怎样用这个得到那个”的问题。
WINNER和LOSER的划分，也是我见过对年轻人最简单粗暴、也最残忍的评判。除了简单的收入，标准无休无止：进入不了体制的文科生，比工科生失败；出国留学再回来的人，比留在国内累积资本的人失败；整天批判改变规则的人，比默默按规则办事的人失败……
对WINNER肃然起敬，对LOSER讥诮冷语。成王败寇啊，这想法，终于在年轻人中被表达得如此露骨而凄厉。
☆乱世儿女
“我明天要去干一件注定要失败的事儿。”高考的前一天，教学楼已是封闭状态，他偷偷进去，站在最高层的走廊上，那里可以看见所有教室：严整、平静、安然，乐天知命。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他指的是高考。高中三年，他已经被老师视为外表漂亮、脑子空空的“文盲”。
他坐进了考场，开考前的喇叭里传出的是对考生的各种告诫：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否则就要严肃处理……整整说了几分钟。这段声音是他的，提前录好的。他录了几遍：凶巴巴的、亲切的、平静的，各种风格都有，录得挺认真。虽然没有人知道那个说话者就在考场里，但他还是很开心。一来他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二来他喜欢说话，特别是那种发号施令说一不二宣读圣旨的腔调。他喜欢强势。
他的职业最高典范是《新闻联播》，梦想有一天能坐在那个主播台上。他叫小波。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寻找一所大学。
北京，对于一个从小城去的青年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亲切：寒冷，冻死人，风沙大，水也不好喝；地铁挤死人，到处堵车，外地人活着不知住哪儿，死了不知埋哪儿。对于将要以说话为生的人来说，干燥的环境，也不利于嗓子。但是，还是要去北京，就算是去了别处的大学，只要不在北京，那就等于浪掷四年。四年后，还是要去北京。
“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有的人连南墙也没见过呢。”他说。那好，去见见南墙是什么样吧！
他有漂亮的嗓音，俊朗的外表，聪明的大脑，却没有好的高考成绩。所以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那个大学号称在北京——其实是离河北更近的一个号称为大学的大学。
他对大学没有期待，他崇尚个人奋斗。去北京前，买了一本书，叫《卡耐基论成功之道》，是集盗版卡耐基之大成的盗版书，很厚的一本，只卖十元钱。卡耐基是鼻祖，他的徒子徒孙们，那些传销成功学方法论的靠“口活儿”为生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此起彼伏。书、讲座、老师的训话、考试的文段、学校墙上的标语、学生日记本的扉页、大考失败之后忏悔书的最后一段……90后出生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各种励志名言的包围中长大的，是个学生就可以顺口说一大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真正的强者，是含泪奔跑的人”……跟所有，包括自己，搏斗，搏杀，杀。
去北京前，他还对励志名言无感呢。跟很多高中生一样，他爱看的是郭敬明风格的小伤感小唯美的小说。当然，还有播音方面的专业书。他看不进任何高中课本，却看得进大学教材。
教材上说：播音员是党的喉舌，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是正确舆论导向的传达者。
最高一级的播音员是国脸，国嗓，国舌。
上网查阅资料时，他才发现，《新闻联播》的观众流失严重，原因不明。他想知道原因，想知道新闻播音的本质，他要做一个最优质的播音员，他要自己写一本专业的书，有自己的体会和建树。于是，他打开电脑，开了个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国的电视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播音员这个职业，也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的重视和喜爱……”
然后就写不下去了。
他的语文成绩不好，如果不是重大的考试，他的作文是肯定交白卷的。在历届语文老师的亲切教导下，他已经和很多中学生一样，处于文字失语状态的边缘了。他们会写一些空话大话讨好老师，谁知老师真话也不喜欢，假话也不喜欢，半真半假的话学生又控制不好力道和比例，干脆就不说了。
天知道，他其实是多么乐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播音，有师自通，无师也自通。一块儿学习专业的同学说：“我觉得你不用上大学，直接就可以拉到演播室里上岗了。”见过他的人，都评价他“专业很牛”、“声音好听”、“很帅”、“眼神坚定”、“能出人头地”。
但是，作为一个从低端大学起步，没有人脉背景，在大而不当的皇城做蚁民的人，做党的“喉舌”的机会之路还没有显现出来。
尽管表述艰难，但他还是想写书或者写论文。他删去了那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的开头，重新写道：“别的行业都有道德规范，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我看了很多专业书和论文，但没有谁说得让我信服。我觉得中国式播音规范，就是把经过编辑的文稿的重点和社会影响，完整、准确、有自己理解地传达出来。”写完，他自己评价说：“很反动。”
这段平淡无奇的表达竟然吓到了他自己。和很多90后出生的孩子一样，他们从小到大都会学一门课叫政治，但是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关心不来，也轮不上他们关心。家长和老师也不喜欢他们真的关心，因为一旦关心，就可能“反动”。
他几乎熟记了《新闻联播》的常用句式——听多练多的缘故。他的一绝是念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某某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就算不动真情，也天然声情并茂，好听之极。
但是，他渐渐焦虑了。他的大学里有跳楼自杀的，而且死成了；有抽烟着火的，而且烧着了；有一个月和二十几个女生开房的……这些都不值得一提，学校不让提，记者也懒得跑一趟。这些事儿太小了，那么多大小破事还报道不过来呢。他担心的是自己的专业，在缺乏实践平台的情况下，渐渐有消耗殆尽的危险了。
大学提供的实践平台总是那么幼稚可笑。学生会和社团热衷于关起门来攒比赛：学生们互相比，班跟班比，系跟系比，人跟人比。他不跟同学比，只跟“新闻联播”找差距。从不参加这些比赛。但别人到班上来找他比：“听说你很牛啊！”他顺手拿了一张报纸，完全不用备稿，一口气读完，不错一字。那个同学无言地走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缺很多……这些缺，不是靠早上起来练晨功，对着大树喊嗓能完全解决的。他要借助真正的专业录音工厂，职业主播台来自己体会，迅速弥补自身缺陷。
他本打算靠配音赚钱打工。但人家说，打工可以，但赚钱没有，配音也没有，得先听着。作为没有收入的学生，他的日子在大手大脚花钱和窘迫中交替度过。有时被朋友带出去社交，去的是高档餐厅，见识的是奢侈品，跟着别人奢侈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