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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城里住着一个名叫珀西·格雷姆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岁，州国民警卫队的队长。他出生在这个城镇，除了夏季野营的日子，长这么大从未离开过。他太年轻，未能参加欧战。但迟至1921年或1922年他才意识到这个事实，为此绝不饶恕父母。他父亲是个五金商人，不明白这点。他认为这孩子只是懒惰而已，很可能成为无用之徒，可实际上孩子却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悲剧——他出生太晚，但又未晚到能逃脱对那段错过的他该是个成人而不是个小孩的时间的直接了解。然而到了现在，战争的歇斯底里过去了，即使在歇斯底里中吵嚷得最厉害的人，甚至那些身受其苦、立功受奖的英雄，也开始相互侧目而视，疑惑起来。他没有人可以与之交谈，吐诉自己的衷肠。事实上，他的第一次严重的冲突正是同一位退伍老兵殴斗，当时那老兵讲了这样的话：要是有可能重新来一次，这回他愿意站在德国一边攻打法国。格雷姆立即接过话头说道：“也攻打美国？”
“要是美国照样犯傻去帮助法国的话，”老兵说。格雷姆马上揍他，可他还只是个十多岁的娃娃，个子比老兵矮。后果不言而喻，格雷姆自己心里明白。可是他甘愿挨揍，决不罢休，最后还是老兵恳求一旁的人把这个小孩拉开。他骄傲地带上了这次殴斗的伤疤，却跟他后来穿上盲目奋斗得来的军装时一样自豪。
后来，还是新的民兵条例拯救了他。他像个长期陷入泥潭、处于黑暗的人。他仿佛不仅看不见前面的路，而且知道没有任何道路可走。然后，突然柳暗花明，他的生活有了明确目标。那些虚掷的年华，在学校里被视为笨蛋，在家里被看作懒惰、愚顽和庸碌之人，这一切统统都成了往事，忘得干干净净。现在他看见自己的生命展现在面前，毫不复杂，无可回避，像一条空荡荡的一眼便可望穿的长廊，完全不用再费心思或另做决定，他主动挑起的重担跟他的铜肩章一样，光亮轻巧而又闪耀出尚武精神：对于勇往直前和绝对服从的精神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白种人优于其他任何种族，坚信美国人优于其他任何白种人，美国的军装比任何人的军装都高等，坚信他只需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这种信念，这种特殊的荣幸。每逢有军事意义的国家节日，他总要穿上他的上尉制服来到城里闹市区。人们见到他身上佩戴着闪烁发光的射击手徽章（他是个神枪手）和徽条，昂首挺胸，严肃持重。他走在市民中间，那神气既像个好斗的武士，又像个骄傲矜持的小孩，遇见他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与老兵殴斗的情景。
他不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但这是他父母的问题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可是星期六下午克里斯默斯还没有从摩兹镇给带回来以前，他已经会见了该协会在本地机构的指挥官。他的想法，他的讲话，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咱们得维护治安，”他说，“咱们得让法律得到实施。法律即国家。任何市民均无权宣判一个人死刑。而我们作为杰弗生镇的战士，有责任保障它的实施。”
“你咋知道有人不打算执行法律呢？”指挥官问，“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说法？”
“不知道。我没听说。”他没撒谎。他似乎认为市民说没说什么无关紧要，用不着撒谎。“问题不在这儿。重要的是咱们作为军人，穿过军装，得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及时向人们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在这类问题上的立场，他们甚至没有任何谈论的必要。”他的计划非常简单，即把地方退伍军人编成一个排，由他根据他的现役职务代行指挥职权。“要是他们不赞成我指挥，那也没关系。我乐意作副手，要是他们同意的话。我当一个中士或者下士也行。”他这话是真心诚意的。他要求的不是虚荣，他十分诚恳。他那诚恳劲儿，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使得指挥官只好放弃他本来打算断然拒绝的初衷。
“我仍然觉得没有这种必要。倘若确有必要，我们也只能以市民身份行事。我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滥用地方退伍军人协会的牌子。说到底，咱们不再是军人了。即使再有可能，我恐怕也不一定愿干。”
格雷姆瞧着他，并不愤怒，只是视他如虫豸。“然而您曾经穿过军装，”他耐心地说，“我想您不至于运用您的权威不准许我同他们谈谈，对不对？以个人名义进行交谈？”
“当然，我没有任何权利那样做。但请你注意，只能以个人的名义。你绝不可使用我的名义。”
格雷姆当即顶了他一句，自我辩护地说：“我才不做这种事呢。”说完便离开了。那是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左右。当天下午的剩余时间里，他跑了一圈协会会员们工作的商店和办公室。到黄昏时刻，他有了足足可以编成一个排的人员，个个都被怂恿得同他一样上劲。他努力不懈，颇有节制却坚强有力；他像个预言家似的，令人无法抗拒。然而，所有应召者都与指挥官一样坚持这点：绝不能正式打出协会的旗号——这样一来，无意之间他却实现了初衷：现在他成了首领。晚饭前他把大伙儿都召集了起来，分成班组，指定了军官和办事员；年轻一些的成员，没有去过法国作战的人，这下激动起来了。他态度严峻、措词简洁地对他们讲话：“……治安……公正的程序……让杰弗生镇的人明白，咱们曾穿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军装……而且还有一桩事。”这时他变得亲切熟悉，像个叫得出部下名字的团长。“我把这交给你们大伙儿决定。我将听从你们的意见。我认为在这事解决之前咱们最好穿上军装。这样人们才明白，山姆大叔并不仅仅是精神尚在而已。”
“但山姆大叔并不出面，”有人马上插话，他的态度与指挥官的如出一辙。顺便提一句，地方退伍军人协会的指挥官没有到场。“这并不是政府遇到的麻烦。肯尼迪不会喜欢这样做的。这麻烦是杰弗生镇的，不是华盛顿政府的。”
“那就叫他喜欢，”格雷姆说，“你们退伍军人协会是干什么的，如果不去维护美国和美国公民利益的话？”
“不行，”另一人说，“我看咱们最好别把这事闹大了。不用大张旗鼓咱们照样能达到目的。那样更好些。对不对，弟兄们？”
“好吧，”格雷姆说，“我照你们说的办。可是每个人都需要准备一把手枪。一个钟头以后，咱们再到这儿来检查一下武器装备。每个人都得来这儿报到。”
“肯尼迪会对带手枪这事说什么呢？”一个人问。
“我来对付，”格雷姆说，“一小时后准时到这儿报到，带上随身武器。”他把大家解散了，然后越过静寂的广场朝警长的办公室走去。人们告诉他，警长在家里。“在家里？”他重复了一句，“这个时候？他在家里干什么？”
“吃饭呗，我想。像他那样大的个子，一天得吃几餐饭的。”
“在家里，”格雷姆重复道。他没有冒火，还是那副冷峻超然的神情，他刚才同指挥官打交道时就是这副神色。“吃饭，”他说。他往外走，走得很快。他又一次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在这片安静土地上的这个安静城镇，当人们悠闲地围桌晚餐时，广场上总是清静无人。他到了警长的家。警长立即说“不行”。
“十多二十个乡亲在广场周围转悠，屁股兜里揣着手枪？不不。那不行。我不允许那样做。那可不行。这事你们让我来处理。”
格雷姆又注视了警长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又是步子匆匆的。“好吧，”他说，“如果你想要那么办，我不加干涉，可你也别管我。”这话听来并不像是威胁，说得平平淡淡，没有更改余地，也不带一点儿火气。他继续往前走，走得挺快。警长瞧着他，然后叫了他一声。格雷姆转过身来。
“你自己的手枪也留在家里，”警长说，“听见了吗！”格雷姆没吭气，径自往前走。警长皱起眉头，直瞧到他的身影消失。
当天晚餐后警长回到市中心，他多年来不曾这么做过——除非在紧急的无可奈何的事态下他才在晚饭后回到闹市区。他发现格雷姆手下的人在监狱外面布置了一条纠察线，又在法院门口设了条纠察线，第三条在广场和邻近广场的街道上执行巡逻。他们告诉警长，另有一些后备人员在格雷姆受雇的棉花厂的办公室待命，那儿成了文书室，指挥部。警长在街上碰见格雷姆，他正忙着往各处视察。“小伙子，过来，”警长说。格雷姆站住了。但他并不走过去，警长反而走向他。警长用肥胖的手指拍了拍格雷姆的屁股，说道：“我叫你把这家伙留在家里。”格雷姆不吭气，正眼看着警长。警长叹了口气说：“嗯，要是你听不进去。我想只好另外委派你做特别副官。但是你可不能露出枪来，除非我叫你那样做。听见了吗？”
“当然，”格雷姆说，“要是我没发现有任何必要，你自然也不会叫我掏枪的。”
“我是说，除非我叫你掏时你才能掏。”
“当然，”格雷姆说，平静耐心，立即满口答应，“这是咱俩说好的。别担心。我会去那儿的。”
随着夜幕的降临，城镇逐渐变得安静；电影院的人走空了，杂货店一个又一个关了门，格雷姆的一排人也开始散去。他不反对，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他们变得有点儿胆怯拘谨，处于守势。这样，他不知不觉地又打出了一张漂亮的牌。正因为他们感到怯懦不安，在他冷峻的目光面前问心有愧，他们第二天又会露面，哪怕只是为了在他面前亮个相。也有几个人留下未走。但这毕竟是星期六晚上。两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搬来几把椅子，于是他们玩起扑克牌来。牌一打就是个通宵，虽然格雷姆不时派一个班在广场上巡逻（他自己没参加玩牌，也不准许他的第二号指挥官，队伍中惟一具有相当于这军职的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