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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俄罗斯同乡纳博科夫一样，托尔斯泰把存在的虚空比喻为“深渊”。“深渊”，当我们在恶梦中见到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恐怖啊。
200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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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是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的最后一句话。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菲利斯·罗斯用一部书的叙述，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却是启示录式的道理。
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部书的标题——“遗产”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那是“遗产”。
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罗斯记录了年迈的父亲从得病到死亡的过程。1988年，八十六岁的老父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作家为父亲联系治病，照顾父亲手术后的生活，最后为父亲送终。
这中间，有一段情节：
经过一次手术后，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在细致地打扫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后，作家体察到：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因为那是遗产。而遗产是“屎”。“屎”既是你必须直面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赫曼·罗斯式遗产的隐喻，更是美国式传统的隐喻。
赫曼·罗斯，一个普通的美国犹太老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点，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他的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他自己则为了生存在美国苦苦挣扎。他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敲开黑人家的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他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是每天等着别人看完再传给他；他固执到几乎让他的母亲在最后几年彻底崩溃……所有这些事，你都不准忘。作家这样告诫自己和世人。哪怕是臭屎，那也是你要必须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到脑后时，你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总是在努力告诉我们：你应该学会忘记。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改革。以前是疾风骤雨式地和过去划清界限，现在遗忘和隐瞒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是啊，屎是那么臭，过去是那么不堪，干吗还要留作遗产。
那些有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尴尬事实都被埋葬。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就埋了。不需要任何送葬仪式，埋得越快越好，烂得越快越好。我们没有过去，也无从知晓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有一切向前看的英勇斗志。我们没有悲伤也不拉屎。我们必须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忘记过去。
国家和民族是这样。这个国度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早已陷入中国式集体无意识的泥淖。当你遭遇失恋，所有的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掉一切吧。于是，遗忘成为唯一的疗救，爱情的创伤成为自我的禁忌。你如果干了坏事，内心给自己的忠告也是：忘掉。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自己面对。
我们没有遗产。什么都忘记了。
200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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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菲利普·罗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帝国的种子】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罩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
这样的开篇，将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潜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个庞大使团中的一员。但是我和那些英国人不一样，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注视着两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们一样，沉重而哀伤。
书名叫《停滞的帝国》，在书的扉页，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尔在1822年给中国下的著名论断：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说的是“中华帝国”，而黑格尔和“中华帝国”都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生气。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实在太容易了：那么伟大的发明，那么伟大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那么伟大的革命！那么伟大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既然那么“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驳了吧。否则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不变性。谦卑些吧。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有点自知就会发现，在21世纪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基因里仍然带着乾隆时代的全部遗传信息。
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美英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相比，本书描述的事件实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国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向清朝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一次沮丧的旅行。
本书的作者并不这么简单地认为，在他看来，中英之间发生于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史诗。为什么直到17世纪中国文明仍能领先于全球？为什么随后它却被别国赶超，并且它的部分领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样沦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为了世界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它的现代化进程是如此步履维艰？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中，我们已经听到风声鹤唳。
中国此后产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发出了暗绿色的芽头。看看这些人——乾隆、朝臣、地方大员、小吏、士兵、妓女、纤夫，看看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再看看把他们统一起来的那种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你就知道痛苦的种子埋在哪里。
1793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殖民统治，一跃而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1793年，大清帝国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国”的天朝美梦中。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赞成乾隆万岁爷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一个多么贫穷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这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而直接导致马戛尔尼最终失败的是一件看起来同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据大清朝的礼仪，前来“进贡”的马戛尔尼必须在乾隆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拒绝这样做。他只能做到单膝下跪，并且头不着地。“天朝”被大大地得罪了。礼仪之争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并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东西方的误解与仇恨。
在这本书中，你读到的是一个长达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的历史故事——与其说它是历史，不如说它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不如说它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史诗。作者在开篇第一页就向读者显示了他试图包罗一切的野心，试图洞悉中华文明的宏伟计划。它对这次失败旅行的描述是那么细致入微。它的结构是那么宏大。做到这样，即使对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而言，也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由三十多架摄像机组成，它们分别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膀上，或“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作者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这样做恰恰最大限度地勾勒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出版于1989年，作者阿兰·佩雷菲特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政府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为了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60年至1988年先后八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使团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法、美、日、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1999年新华社播发了他逝世的消息。
一切好像都在变，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许应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年的变化。然而有时我又觉得郁闷和窒息，觉得一切都纹丝不动，坚如磐石。我现在呼吸的空气，好像就是两百多年前大清朝的皇帝和子民们呼吸过的空气。那个时代的灰尘仍然飘浮在空中。那个时代的人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个时代的气质溶在我们的血液里。它们在我们身上复活。你不得不爱它们，又不得不恨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血肉的组成部分。想起这些，我就格外地沉重。
你总是陷在悲剧性的精神困境中。这样的困境两百年前便已存在。要同过去决裂是多么的困难。
200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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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阿兰·佩雷菲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旅行记
【让我十年前与你相遇】
我那远隔重洋的朋友，你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过去了十年，可往事仍历历在目。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寒冷的台州的早晨，我送你到三角马路，推你挤上一辆过路的长途汽车。多拥挤的车子啊，你挤进去了，却留手中的那只木箱在车门外无助地摇晃。我记得你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