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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冬紧紧地抓着电话筒，他真想把它给捏碎，他叫着：
“你是小小，是不是？我是里冬呀！”
“对不起，是我弄错了……”女孩说。
“你一定知道我是里冬，所以今天给我打了这么多的传呼……”里冬叫着，有点反胃，酒精和食物涌上了喉咙口，一股刺鼻的气味从他嘴里喷出来。电话那头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又喝醉了……”里冬还想说下去，这时发现电话已经断掉了。
里冬额头冒汗，浑身无力，身体直摇晃。旁边有位中年男子在买香烟，里冬伸手扶在他的肩膀上，并朝他歉意地笑笑。中年男子没理他，买了烟就走。里冬失了支撑，身体一斜，摔倒了，结果把肚子里的秽物都摔出来了，满地都是。
里冬在地上躺了一会，然后坐起，双手支撑地面，屁股缓慢拱起，然后全身站直。她为什么要给他打传呼，他回过去，她又不承认了呢？这样也好。里冬对自己说。给了你一点点希望，又迅速把它扼杀，这样不至于陷入太大的痛苦之中。这么一想，里冬的头脑便彻底清醒了。他一瘸一拐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也许她根本就不是小小，小小一定早就忘掉了他。里冬想道。他有点难受，因为许多迹象表明，他的一些记忆正在苏醒。他绷紧手掌，狠狠地在自己的左右脸上各抽了一耳光，手和脸都很痛，他就再抽两下，于是手和脸都麻了，接着脑子也麻了，好像什么记忆都没有了。也许，这个星期天，将和以前的所有星期天一样，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幸好小小没再关心着他。夜色中，里冬禁不住说出声来：要不然，我就没有这样自由自在的星期天。他忍不住笑了。
天慢慢黑下来。马路上的人、树木、行驶的车辆都变得影影绰绰，里冬在夜色中走着。他赶上了一辆末班公共汽车。不久，他就又走进了住处附近那条湿漉漉的小巷，走进了那道圈着他们宿舍楼的围墙。不知从哪户人家透出来的灯光暖暖地照在里冬的身上。
里冬打开家门，把电灯拉亮。肚子已经很饿了。里冬揭开餐桌的盖子。面包片还好好地放着，里冬拿起它，把它塞进嘴里。他发觉它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好像被烘干了似的，上面还爬着几只蚂蚁。可能太饿的缘故，面包吃起来仍然很可口。他一面吃着面包，一面想着这已经来临的漫长的夜，不禁啜泣起来。
1996年10月
【北方姑娘】
下午，我提前下了班。二哥在我这里住了几天，晚上要去北方的伊春。从单位出来之前，我给小吉打了个电话。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二哥已经洗好菜。他接过我的雨披，在卫生间的门背后挂好，还拿了一条毛巾，擦我头发和衣袖上的水珠。
“雨下得很大吧？”二哥说。
我没有回答。我问他火车票有没买好。
“买好了，”二哥说，“晚上十点十六分开。”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因为下雨，天已经很黑了，厨房间里透出去的灯光照在一楼的自行车棚里。灯光与雨丝交织，在黑暗中像一团跳动的雾。
我挽起衣袖，准备做饭。二哥跑了过来，从我手中夺过菜刀和案板，说饭让他来做，我歇着。我说：
“你去收拾行李，看看还要带些什么。”
“都看过了，没什么漏下。”二哥说。
我让他去看电视，但是他站着不动。
“你不是有话要说吧。”我说。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他否认着，低头走开。我点着煤气炉，等锅热了，倒上色拉油，油烟从锅底升腾上来，弥漫了整个房间。我把排风扇打开，并把厨房间的门关上，排风扇旋转起来，发出巨大的噪音，好像飞机起飞。我煎了一条黑石鱼，炒了一盘青菜，一盘土豆丝，然后烧汤。水烧开要一段时间，我在锅前等候着。
透过糊着淡淡的水汽的玻璃，我看见门那边有人静静地立着，他的鼻子、嘴巴、额头都紧紧贴着玻璃，像是一幅画。我打了个哆嗦。我凑近玻璃看，发觉那是二哥。我把门打开。因为通风，排风扇的声音一下子变小了。我说：“你在搞什么名堂？”
二哥站在门外看着我，欲言又止。
“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我说。
二哥比我大两岁，但是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懂。我说：
“是不是钱不够用？”
“不是钱。”他说。
“那是什么事？”
“我想借样东西。”
“什么东西？”
“衣服。”
“什么衣服？——你不能干脆点吗？”
“我想借你那套西装。”
他还是想去见那位伊春姑娘李伟，并且想穿得体面些。我说：“你不是说已经忘掉她了吗？”
他沉默不答，表情非常执拗。我说：
“你为什么不愿意吸取教训？”
房间里一片寂静，过了好一会儿，他说：
“最后一次。”
“太离谱了。”我说，“人家是大学生，脸蛋好看，父母有权有势；你呢，没有落脚的地方，一个铜板都没有。人总得有自知之明呀。”
二哥不吱声，脑袋略微歪着，好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我说：
“你还抱有希望？”
“李伟说，再过一段时间，比方两年，情况或许会有所好转。”
“你在做梦。”
“也许两年以后，我会得到别人……比如……她的父母的承认。”
“够了。”
“也许……”
“她甚至都不许你迈进她的家门。”
“……她说她家教很严。”
“家教？这是她的借口。”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想象中的李伟好像就站在面前：披肩发，额头的刘海剪得簇齐，眼睛很漂亮，脸颊、鼻子上长满了黑褐色的雀斑。
“……这不可能。”二哥说。
“你那么肯定？”我说。
二哥不吭声，房间里重又陷于寂静。这个问题让他感到痛苦——他的眉头扭结着，脸色发青。我继续说：
“父母是她的挡箭牌；即便不是，也至少说明了她的不坚定——她让自己的命运捏在父母的手中……”
“你不要再讲下去了……”二哥打断我的话，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他背过脸去。
锅里的水早已烧开，都烧黄了。我倒掉它，重新换上一锅清水。二哥渐渐恢复平静，他把脸转向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大概他又已找到了新的理由，认定李伟是无辜的，并且像他对她一样怀着真挚的爱情。到了这份上，我也无话可说。当然，我希望事实如他所想。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借西服这事很荒唐。果然，不一会儿，他又向我开口了：
“你把西服借我穿一下吧？”
“不借。”我说。
“我求求你了！”
他这样说话让我难受，我说：
“你既然相信她爱你，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而不是假装体面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
“就借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我一定还给你。”
“我相信你会还给我。”
“我在路上不会穿它，我只在和她见面的时候才穿，我不会把它穿脏的。”
“我不在乎你把它穿脏——我甚至都可以把它送给你。”
“那你就借我穿一下。”
“不借。”
“我求求你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时间多花些在其他地方，比如工作？”
“这次我从伊春回来以后一定会这样去做。”
“以前你也经常这样说。”
“但这次不一样。”
“你会被毁掉！”
“这么说为时过早。”
“不，这是预言。”
“就算这是预言。现在我再向你请求一次……”
“没有用。”
“我这辈子最后求你一次……”
门外还下着雨，淅淅沥沥的雨声透过窗户传进来。天气预报里说晚上的降雨将超过一百五十毫米，箬河里的水将急剧上涨。也不知道铁路是否能经受住这次洪水的考验。我把汤烧好。大家开始吃饭。
二哥只吃了一小碗米饭，喝了几口汤，其它几个菜动都没动。他表情阴郁。
我在洗碗的时候，听见了敲门声。我跑过去开门。是小吉。她很不高兴：
“你耳朵聋啦，敲了老半天的门都听不见！”
我说：“我在干活呢。”
小吉把伞收好，放在伞架上。她穿着一件蓝格子的连衣裙，肩膀上缀着荷叶花边。她问我二哥在哪里，我说：
“在房间里。”
“怎么没声音？”小吉问。
“他不高兴。”我说。
“早上还好好的呢。”小吉说。
“我不借给他西服。”我说。
“穿到伊春去见李伟？”小吉问。
我点点头。
这会儿轮到她发火了。她瞪着我，半天不说话。
“你怎么能这……样？”她说。
“我怎样了？”我说。
“你小气！”
“不是小气！”
“他是你二哥，和女朋友去约会，不过是借一下你的衣服，你连这个要求都不满足他！”
“问题是他这种感情是有害的，我不能纵容他。”
“冷血动物！”小吉说完，就气冲冲地走到房间里去了。这就是女人，一只玻璃容器，你必须用感情——哪怕是假得令人恶心——把她盛得满满的，否则她就要发脾气。我跟着走进房间，看见小吉正把我那件西服从衣架上拿下来，二哥则像一位小弟弟，拘谨地立在一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对二哥说：“你试穿一下，合身就穿了去。”
二哥脸色依然非常阴郁，但是眉头慢慢舒展开了，他脱掉那件浅灰色的夹克衫——这件衣服三年前刚买的时候还是黑色的，如今褪成了灰色。他穿上我的西服，扣上扣子，然后把双手叠放在腹部，在我们面前局促地转了转，朝我们讪讪一笑。小吉左手托着下巴，朝他左看右看，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摇头。二哥则充满期望地看着她。他在等待赞扬呢。
“感觉有点不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