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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下次还敢来吗？”大姐问我。我不吱声。
“‘有囡勿嫁割台坡’这是老话呢。”大姐说着，和二哥走到前面去了。我起来跟上他们。
“姑姑是怎么嫁到割台坡的？”我问。
大姐叹了一口气，说：“说来话就长了……再说，很多事情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那你就跟我们讲讲你知道的吧。”我说。
“是啊，你们应该知道一些父辈的事情——可是知道了又怎样呢。”
我们开始下坡。山坡开始变得光秃秃的。猩红色的泥土露出地表，把整个山谷映得红彤彤的。远远地我们就看见了下边山沟里的那口湖泊，湖水碧绿清澈，发着阴森森的寒光。
“那里溺死过一个女婴。后来女婴的父亲被抓走了。”大姐轻声说。听得出她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路朝湖边延伸。很快我们就走上了湖边的小路。路很窄，左侧是湖水，右侧是陡峭的山壁。大姐低着头，一边缓缓地挪动着脚步，双臂像翅膀一样张着，眼睛都不敢往旁边瞄一下。我在后面扶着她走。
“有什么好怕的！”二哥大声说着，大步流星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湖泊的下方有许多狭长的水田，巴掌那么大，现在种着小麦。
要是你没看到这口水塘和这些水田，你也许不会相信经常有人到这里来。
我们又开始上岭了。这里的山岭没有砌台阶。一条猩红色的土路斜斜地垂挂下来。爬坡比刚才吃力多了，我们得时刻保持前倾的姿势，以免仰面跌倒。大姐喘着粗气说：
“我们爸爸的命，也许是世上最苦的……”
“姑姑一定也很苦。”我说。
“爸爸七岁时死了娘，十三岁时死了爹——也就是我们的爷爷。爷爷是得天花死的。爷爷下葬的时候，六月的太阳很猛。爸爸戴着一顶破斗笠，一个人背着爷爷去山上的墓地。街坊邻居看爸爸走过来就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天花是要传染的。
“爷爷死了以后，爸爸的弟弟和妹妹过继给了爷爷的一个兄弟（也就是爸爸的叔叔，我们叫他叔爷）。过了几年，叔爷也死了，是在外出的路上被人用尖刀戳死的。第二年的春天，叔婆在山上砍柴的时候被何家岙的一个穷光棍抢走了，做了他的老婆。后来叔婆把爸爸的妹妹和弟弟也带过去了……”
“那就是割台坡的姑姑和何家岙的叔叔吧。”我说。
“是的，姑姑是从何家岙嫁到割台坡的。”大姐说。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阿婆？”二哥说。
“你们没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大姐说。
“爷爷过世了，叔婆也改嫁了，那么爸爸怎么办呢？”我问。
“这个我也不清楚，爸爸不肯说，也从来没听人家说起。我们只知道一些他当上大队书记（现在叫村支书）以后的事。”大姐说。
“叔婆改嫁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很少跟姑姑、叔叔他们来往。爸爸费尽心机送我们去读书，使我们一个个地成为大学生，成为国家干部。叔婆他们则继续老老实实地做农民，他们的子女则过着和上辈一模一样的生活。爸爸隔几年会去看望一下他们，但是每次总是很失望地回来。他们之间好像存在着一道很深的隔阂。叔婆和姑姑则从来都没来看过爸爸。去年叔婆做八十寿日，爸爸托人送去两百元钱和几盒营养品，可是被叔婆退回来了。叔婆说爸爸没心。”
“爸爸不是那种人。”我说。
终于挨到了山顶，我们全都坐在岩石上。岩石连绵成一片，一直通往另一座更高的山上。四周很安静，连山雀的声音也没有。我看看表，我们都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了。我们放眼望去，延绵不绝的山峦一阵阵地朝我们的视野里铺来。假如你一个人，在山里走，寻找着一条通往山外的路。这时候你走到一座高山上，就会发现四周的重重叠叠的山峦，一眼望不到头。你会觉得自己是一片风卷着走的树叶，最后要腐烂在路上。
“小军，你在想什么？该上路了。”大姐在叫我。
我们都站起来，继续赶路。接下来的路好走多了。全是下坡，而且比较平缓，我们加快了脚步。路还很长。我看看表，我们又走了半个钟头了。
“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说。
“转过前边那个山嘴就是了。”大姐说。那个山嘴像野猪的嘴。
我们加快脚步。绕过那个山嘴，一个小小的村落终于远远地呈现在眼前。那就是割台坡，它伏在一片光秃秃的缓坡上，周围栽种着几丛四季竹。
“姑姑肯定认不出我们。”二哥说，“她会烧鸡蛋和腊肉面给我们吃吗？”
大姐默不出声。
我们走进村子。大姐在前面带路，二哥和我跟着走。大姐带着我们在房屋之间转来转去，转了老半天，又转回到村边上。
割台坡的房子全是用黑褐色的形状不一的石头叠成的，一座座排列得很齐整，外表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大姐站在那儿使劲想，想了好久，才带我们从另外一条路进去。
“这下对了，就在前边，和十年前的一模一样。”大姐说着指给我们看。我看到了那座房子，黑褐色，像只匣子，比周围的都要矮。
我们走到那座房子跟前，门开着，我的心怦怦跳起来。大姐第一个进去，紧跟着的是二哥，我走在最后。我还没迈进门槛，大姐已经“姑父”“姑姑”地叫开了。二哥也跟着叫。
姑父正在锯木头，姑姑在纳鞋底，看见我们进来，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一边哦哦应着，一边仔细辨认我们。姑姑非常瘦小。
“姑父，我是玲芳呀！”大姐的嗓门很高。
“哦，哦，是玲芳呀。”姑父手忙脚乱地搬凳子让我们坐。凳子没放稳，“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姑父连忙去扶。
“你们看我，眼睛都花到这田地了。”姑父说。姑姑现在已经坐到灶间，点燃了柴火。我都还没看清她的脸。
“坐，坐。”姑父说。看得出他慌乱极了。
我们没坐。我们听见了姑姑在灶间搬动火钳的声音，于是一齐涌到灶间。姑父紧跟了上来。
“姑姑，不要忙了，我们肚子饱着呢。”大姐说。
灶间很暗。
“你们别慌，先坐一会儿嘛。”姑姑说。
姑父说：“你们先到楼上歇一会儿。”姑父说话有点结巴。我们全都站在灶间不动。
姑父伸出两臂，像赶鸭子一样把我们朝楼梯上赶，说：“你们到楼上歇一会儿。”
我们一步步后退，退到楼梯脚下了，只好往楼上走。楼上空空荡荡的，靠墙有一张非常古老的雕花床，床前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着一只圆木盘，盘里盛着花生、糖果和橘子。我们都坐在床沿上。这时，我们听见了一阵轻微的响声——是从我们身下的这张床上发出来的。我们回过头看，发现床上躺着一个人，整个儿蒙在被子里，扁扁的，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呢。我刚想叫，大姐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把，并示意我不要出声。我低下头，看见床前摆着一双女式的皮鞋。
“我下去看看，让姑姑不要烧得太多。”大姐说。楼下灶间传来了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哔哔剥剥声。
大姐下楼去，二哥拿了个橘子剥开吃。橘子很小，二哥一口就吞掉了一个。他又拿了一个。
风从石头墙的缝隙里鼓进来，呼呼叫着。透过正对着我的那只没遮拦的屋角，我看见了一大片屋外的天空。
姑父在楼下叫我们了。我们下楼。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三碗糖汆蛋。姑父招呼我们坐下吃。鸡蛋是和豆腐皮一起烧的，时间烧得太长，糊了。二哥一边喝一边直皱眉头。大姐偷偷地拿眼睛瞪他。二哥把鸡蛋捞到我的碗里。
“我吃不下了。”二哥说。
二哥最先吃完，接着是大姐。他俩看着我吃。
“别看了，”我埋怨道，“我吃不下。”
大姐、二哥把头别开。我继续吃鸡蛋。我闭着眼睛把它吃完。
姑父过来收拾桌子，说：“你们回到楼上坐。”
姑姑一直待在灶间。这回，她又把木柴烧起来了。
“姑姑，你别再忙了，我们一会儿就要走的。”大姐走过去，夺下姑姑手中的火钳，把火打灭。
“你们都不来这里。”姑姑说。
“以后我们每年都会来的。”大姐说。
姑姑又把火点燃，说：“你们是稀客，千年走一次，吃点腊肉面又怎么啦。”
按山里的风俗，凡是稀客总是要吃糖汆蛋和腊肉面的。
“都吃饱啦。”大姐说。
“赶了那么长的山路，早就饿了。”姑姑说。炉膛里的木柴又开始毕毕剥剥地烧起来，火光映红了姑姑的脸。姑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凹陷下去。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面对这张陌生的脸，有些惘然。这就是爸爸的亲妹妹，是我的姑姑吗？
大姐又一次夺下姑姑手中的木柴，把它打灭。“真的不要忙了，姑姑，你看天都已经暗下来了。”
姑姑站起来。瘦小的姑姑站在肥硕的大姐身边，两手摩挲着衣襟。
“你们总得再吃一点才走。”姑姑说。
我们从灶间里走出来，外边亮多了。地板是用泥填的，可能是因为日子久的缘故，地板坑坑洼洼的，然而很洁净，连一丁点的泥土粉末都找不到。角落的鸡子篮里蹲着只眯着眼睛的母鸡。
“姑父家快要盖新房了吧。”大姐问。
“阿坚刚娶了媳妇，手头紧着呢。”姑父说。听母亲说过，阿坚是姑父、姑姑的独生儿子。
“有困难，我们可以支援点。”大姐说。
“不用啦，”姑父说，“明年再卖一窝小猪，阿坚和他媳妇在外边再做两年工，就可以盖新房了。”
“志坚现在在哪里？”大姐问。
“志坚上午到何家岙娘舅家拜年去了，他媳妇……”说到这里，姑父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刚才还看见她在家里……”
“让他们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