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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赢得过如此美丽的赞誉。
1927年第21节 宋庆龄：永远的美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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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里，我们已习惯了用单一的标准和定义来概括一个人，甚至对宋庆龄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但是，当将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宋庆龄的不同篇章放在一起阅读时，便可以发现，他们用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笔，呈现出来的宋庆龄是一个在历史风云中有着复杂感受、有着矛盾心理的丰富性格。她忠诚孙中山的理想，包括联俄联共政策，始终站在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前列。但是她又并非简单反对或简单支持，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她的敏感个性和独立性格，也时常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流亡苏联，他们原本对斯大林寄予热望，以为苏联会全力支持他们。但抵达莫斯科后的情形却不免让他们失望。虽然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事件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流亡苏联的日子，对宋庆龄来说，并没有留下美好的记忆。相反，是无奈，是失望。
宋庆龄流亡苏联期间，苏共发生了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开化，进而达到白热化程度，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庆典结束，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曾派往中国的苏联特使越飞的自杀对宋庆龄无疑是个让人寒心的消息。越飞与托洛茨基和宋庆龄等流亡者关系都颇为密切。《孙中山夫人》一书中这样说：“从此，庆龄在政治上被孤立起来，只有随她从中国来的朋友同她在一起。邓演达由于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过于坦率，被迫逃离俄国。从斯大林那里得不到什么安慰。庆龄和陈友仁去会见他时，斯大林竟敦促他们回国去与蒋介石合作。至此庆龄惟一的乐趣是她与加里宁夫妇之间的友情，他们一同去莫斯科郊外的寓所滑雪自娱。”
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秘书的美国女记者瑞娜，陪同宋庆龄一起流亡到苏联，她亲身感受到宋庆龄遇到的冷落。她给留在上海的丈夫频繁写信，这些信从另外一个侧面记录了流亡中宋庆龄的窘状。美国作家兰德在其描写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命运和磨难的专著《走进中国》中，对这段历史做了详尽描写。他写道：
既然这些中国人来到莫斯科，那么他们就得开始感到莫斯科的冷淡。计划不像所期望的那样进展顺利。孙夫人感到不愉快，但当瑞娜想找出问题出在哪里时，她和陈（友仁）都推诿不语。“他们拜访重要人物，”瑞娜写道，“我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在上海，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俄国人会资助一个流亡政府。“现在变得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经费问题可不像上海的宣传容易让人相信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瑞娜说，“但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
上帝知道造成的这一切。这是一个黑暗时代。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于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流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看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希恩在《个人历史》中声称，他承受着疯狂一般蔓延的情绪。“内心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黑暗和恐惧的情绪，想拯救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的生命的愿望，令人为之感到颤抖，我的想像力捕捉着在莫斯科蔓延的所有坏消息，将之归结为正在增长着的恐怖，我认为这是中心问题。”
流亡苏联的经历与体验，无疑影响了宋庆龄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态度。当然，作为一位非共产党人士，她不会、也没有必要卷入到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党派之争中，但从相关回忆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与感情的天平，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偏向托洛茨基派的。斯诺便这样说过：“她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党的路线。有一次当我对托洛茨基提出一些批评时，她忽然微笑着走到她的书架旁，取出托洛茨基新出的《革命被出卖了》一书，她把书递给我说：‘这里有许多真理，读一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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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宋庆龄与美国记者Harold Isaacs（中文名字：伊罗生）的友谊。
1931年，在上海的美国青年伊罗生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并受史沫特莱的影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他在刊物广告中说：“《中国论坛》提供正在被忽视、被歪曲、被压制的消息和评论！”在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报道“左联”五烈士遇难、左翼作家创作诸方面，《中国论坛》做了大量工作，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伊罗生与鲁迅关系也十分密切，在鲁迅指导下，他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计划在美国翻译出版，并已由鲁迅写序。后来，1934年，由于伊罗生不同意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发生矛盾，《中国论坛》也随即失去了相应的经费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伊罗生与妻子离开上海。在北京，伊罗生与中国的重要托派领袖刘仁静关系密切，由刘担任他的翻译。随后，伊罗生夫妇前往欧洲，在挪威拜访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并由托洛茨基为伊罗生的专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作序。可以说，伊罗生尽管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却相当深地卷入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斗争之中。从他的态度和经历来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把他视为不可原谅的托派分子，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宋庆龄与伊罗生却有着密切友谊。是她积极支持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吸引伊罗生参加她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伊罗生在上海结婚时，宋庆龄还亲自赠送礼物。伊罗生后来在回忆录中甚至这么说：“我二十一岁，正处在渴望引导、容易受到感染影响的年龄；她大约四十岁，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也正是最具感染力的时候。因为她的美丽、她的勇气、她在正义事业中的领袖形象，我就像一位心灵纯洁的年轻骑士一样爱她。”
当伊罗生最终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关系破裂，决定离开上海时，他前去与宋庆龄告别。
我最后一次到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去看她，与她告别。她又一次听我解释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我和她一起做的工作到此结束。如过去一样，她难过而关切地听我叙说。当我在门口与她分手时，她最后的话是提醒我要小心。我想她说的是要小心国民党的暗杀。但她说不是，她要说的是我们的共产党朋友。我迟疑地看着她。“不错。”孙夫人重复说，“注意安全。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宋庆龄的这段话，显然表明当时她对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一定反感与忧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她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
抗战期间，伊罗生曾作为记者再度来到中国，在重庆与宋庆龄重逢。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曾被视为托派同情者的伊罗生，一直未能有机会重访中国。这一状况的改变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邀请他访问的仍是宋庆龄。经过一番周折，伊罗生1980年来到中国，与宋庆龄等一些当年的老朋友重逢。回国后，1985年他出版了《重访中国》（Re _Encounters in China）一书，着重介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宋庆龄、刘尊棋、丁玲等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近况。在《宋庆龄》一章中，伊罗生回忆了他与宋庆龄在三十年代的友谊，还记录了他在半个世纪之后与宋庆龄最后见面的情景。
岁月沧桑，人都已老去，伊罗生见到宋庆龄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仍然如同最初在上海一样亲切地叫宋庆龄“Suzie”，这是宋庆龄的外国朋友们对她的称呼。伊罗生写道：
我听见有别的客人来到了接待室。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在我们谈话时客气地在一旁站着。既然这是我和她谈话的惟一机会，我感到有话要对她说。我说，据我所知，自上海以来的这些年里，我们当年努力解决的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在各种政权手里均未得到解决。强权政治所有的那些政治问题还是不断被提出，而且寻找答案的机会也不断失去。“但是我要对你说，Suzie，”我突然插上一句，“从上海起一直到现在，我始终对你充满爱意。”宋庆龄用一种我不明白的表情看着我。她微闭双眼，用温柔而略哑的声音说：“我不胜荣幸。”
伊罗生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向他所敬重、热爱的伟大女性表达最真诚的情感。一年后，1981年5月，宋庆龄与世长辞。她的故事融进历史，她的人格之美丽也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想像中。
1930…1935年第22节 在古城呐喊（1）
沿着上海外滩，走过外白渡桥，可看见一座砖木结构的英国式建筑，它是由外国侨民在上海修建的饭店之一。它便是著名的礼查饭店，现在叫浦江饭店。
一位名叫海伦•；福斯特的漂亮的美国姑娘1931年8月走进这里时，这个饭店已经在美国非常有名。海伦称它是“美国在东方的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旅馆”。1900年曾经为《纽约先驱报》报道义和团运动的美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