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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部分，结果遭到失败，于是本我进行了报复。
由此可见，神经症是自我与本我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细致的调查表明，自我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其与现实外部世界的适应关系，往往会向本我发起袭击。
真正的分歧在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这是因为，自我要忠于自己的内在本性，便同外部世界站在一边，以致同本我发生了冲突。但是请你注意，产生出致病的决定因素，并不是这种冲突本身—因为现实与本我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解正是自我的长期任务—而是自我运用压抑这一无效的手段来处理这种冲突的实际情况。
不过再深究一下的话，其实这也是因为自我在接受那个任务时尚未发展成熟，仍然毫无力量。
决定性的压抑都发生于幼年时期。
“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我将听从你的建议，不随便进行评论，因为你只是想要告诉我精神分析学对神经症起因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接下去谈论它是如何同这种疾病展开斗争的。我当然有各种问题要问，后面我会提出几个请你回答的。不过此时此刻我第一次感到迫切希望你继续顺着你的思路讲下去，并且情不自禁地想要冒昧提出我自己的一个理论。
你已经阐述了外部世界、自我及本我之间的关系，并且断定导致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依赖于外部世界的自我与本我进行的斗争。
那么，难道相反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吗？
亦即处于这种冲突之中的自我允许自己被本我牵着鼻子走，放弃自己对外部世界的关心。要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又会怎样呢？根据我对精神错乱的本质的外行见解，我想导致精神错乱的决定因素大概就在于自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总之，这样一种逃离现实的行为似乎就是精神错乱的核心所在。“
是的。
我自己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我相信这是符合事实的——尽管要论证这一推断的正确，就需要对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进行一番探讨。神经症与精神病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两者无疑在某个关键的方面是绝然不同的。
这个关键的方面很可能就是自我在这种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在这两种病症中，本我都始终保持其盲目的不可动摇的特性。
“很好，接着说下去！你的理论在神经症的治疗方面提供了什么知识呢？“
现在已不难描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努力使自我恢复原状，把它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它由于早期压抑而失去的对本我的支配力。我们从事分析就是出于这唯一的目的；我们的整个疗法也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必须寻找出已经形成的所有压抑，并督促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去纠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要试图逃遁。既然这些压抑属于童年的最初阶段，我们的分析工作也必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时期。
产生冲突的情境大都已被患者遗忘，我们便要想方没法使它们在患者的记忆中重现。为我们指明这条道路的是患者的症状、梦及自由联想。然而，这些东西首先必须进行一番解析——或者可以说是翻译——因为在本我心理结构的影响下，它们已采用了使我们感到奇异难解的形式。
我们可以设想，只要是患者必须进行一番内心斗争才能向我们传达的那些联想、思绪和记忆，都必然同被压抑的材料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是其衍生物。
我们总是以鼓励患者抛弃一切抵抗，对我们讲述所有这些联想、思绪和记忆的方式，来教育自我如何克服试图逃遁的倾向，如何忍受与被压抑的材料的接触。最后，要是产生压抑的情境能成功地在患者的记忆中重现出来，他一时的屈从就会得到极可贵的报偿。他当时的年龄与现在的年龄之间的全部区别都会发挥对他有利的作用，他儿时的自我惊惶逃离的事，在他成年的、更有力量的自我看来，往往不过是小孩的游戏而已。
四
“到现在为止你对我说的都是心理学。
这门学问听起来总是那么陌生，那么难懂，那么模糊；可又总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纯洁’。
不用说，在此以前我对你的精神分析学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谣言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说你主要热衷于无权享有‘纯洁’这一形容词的事物。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谈论那种事物，这就不免使我感到你是在故意隐瞒什么东西。另外我还有一个抑制不住的疑惑。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归根到底，神经症是精神生活的紊乱现象。
那么，难道像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理想这样重要的东西在这些心灵深处的紊乱中丝毫不起作用吗？“
这么说，你已经感觉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讨论中，既没有触及最低贱的东西，也没有触及最高尚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还根本没有考虑精神生活的内容。不过现在请允许我自己充当一次阻碍谈话顺利进行的干扰者的角色。我对你谈论了那么多的心理学问题，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精神分析工作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一门在分析领域之外不为人所知的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要成为分析者，首先必须学会这门心理学，学会这门深度心理学或无意识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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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用它们来为我们后面将要提出的结论奠定基础。不过现在我倒想先问一问，你刚才提到“纯洁”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哦，人们普遍传说，在分析过程中连性生活中最亲昵——最下流——的行为都要提出来一一进行详尽的讨论。如果真是这样——根据你的心理学讨论，我还不能认为必然是这样——那么主张把这种治疗局限于医生的观点就有了十分有力的论据。人们做梦也不会允许这样危险的自由权落到自己在各方面都不甚了解的人手中。“
不错，医生在性的范围内确实享有某些特权，他们甚至可以检查病人的性器官——虽然在东方国家这是不允许的，而且已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家（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对这种特权进行过抨击。
不过你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在分析中情况是否如此，为什么必须如此。我的回答是：一点不错，正是如此。
而且必须如此，首先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是完全建立在彻底坦率的基础上的。
譬如说，某些经济问题对于一般公民——即便不是竞争者或税务员——往往是保密的，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这些问题也可以同样详尽、坦率地进行讨论。我不想辩驳，事实上我自己将有力地强调——这种必须坦率的义务也使分析者承担了重大的道德责任。其次是因为在神经症的起因和致病因素中，来自性生活的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支配性的、也许甚至是独特的作用。
精神分析除了紧紧抓住自己的题材，即抓住患者所提供的材料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分析者从来不把患者引诱到性的话题上去。
他也不会事先对患者说：“我们将要谈论你性生活中的隐私！”
他允许患者愿意从哪儿开始讲就从哪儿开始讲，并且一言不发地等着患者自己触及到性方面的问题。我曾经不断地提醒我的弟子们：“我们的反对者们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遇到性的因素根本不起作用的病例。
我们应该小心，千万不要故意把性的因素引进我们的分析中，以致破坏发现这样一个病例的机会。“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遇到过这样的好运。
我当然明白，我对性欲的见解已经成为——不论是否公认如此——别人对精神分析产生敌意的最强大的动力。这能动摇我们的信心的吗？不，这仅仅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整个文明生活具有多么严重的神经症性质。因为正常人的行为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好像并无多大区别。记得当初精神分析在德国的知识界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今天的情况已经平静多了），有一个人曾声称自己拥有一种独特的权威，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甚至允许他的患者随便说话（显然是出于诊断的目的）并检验分析者的主张是否正确。
“但是，”
此人接着说道，“要是他们开始谈论起性的问题，我立刻让他们住嘴。”
你对这样一种示范方法怎么看呢？
有意思的是，当时知识界竟对这位发言人报以热烈的鼓掌，却不是因为此人的无稽之谈而感到羞愧。
那么，这位发言人为什么会如此缺乏逻辑思维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人们普遍怀有的偏见意识为这种言论提供了战胜一切的保证。
几年之后，有几个当时一直追随我的人终于屈服于把人类社会从性欲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需要。其中有一位解释说，性生活根本不意味着性欲，而是意味着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抽象、神秘的东西。另一位竟宣称，性生活仅仅是人们竭力把他们对于权力和统治地位的迫切需求付诸行动的领域之一。
这些人赢得了许多喝采声，至少一时是如此。
“这一次我倒想冒昧赞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认为性欲不是生命有机体的一种自然、原始的需求，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的表现形式，这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见解。
我们只需要以动物为例就一清二楚了。“
这也没有什么区别。
任何胡乱凑成的东西，只要做个广告把它说成是能够制服那可怕的性欲优势的解毒药，我们的社会便总会心甘情愿地吞咽下去。
而且，坦率地说，你所流露的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