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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个星期才意识到，桑托罗先生就是供水区录像带上那个人。”
“可你平时都在看电视读报纸呀！请问，你认为自从桑托罗被捕以来，报道该案的新闻一共有多少个小时？”
“不知道。”
“能不能说，该案一直是反复报道的新闻？”
“不知道。”我的胃部开始绞痛。
“是或者不是。”
“是。”
“可能一月一次？到了现在，随着审判的临近，报道甚至更多？”
“我怎么会知道？”
“难道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居然一次也没看见桑托罗的照片或影像，只是到了上个星期才看见？”
“完全正确。”
“恰恰就是那一眼激活了你的记忆？”
“不错。”
“没那么简单吧？”
“反对！”
“反对无效！继续！”
瑞安转向陪审团，确保陪审员们都能看见他一脸的得意。
有几个陪审员交换了会意的眼神。我瞥了一眼爸爸，爸爸眼里满是不屑。我脸颊发烧。与此刻相比，激流飘筏倒没那么糟糕了。
瑞安大摇大摆地在陪审团席位前面来回踱着步子。“好，福尔曼小姐，7月23日你看见被告在公园的长凳上，是吗？”
“是。”
“你拍他用了多长的时间？”
“大约10分钟。”
“除了被告，你们在那儿还拍到了其他东西，对吗？”
“我们当时只是想找到最佳曝光量。”
“好。请问，你们大约什么时间到达那儿的？”
“12点或12点半。”
“什么时间离开的？”
“约1点钟。”
“你们离开时，是直接驶向抽水房的，对吗？”
“对。”
“你们在那儿又呆了五六个小时，对吗？”
“大约早上7点完工。”
“不过，你们离开橄榄公园附近以后，实际上你并不直接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公园里还是湖岸上？”
“反对！”
“反对无效！证人必须回答问题。”
我盯着双脚。“是。”
瑞安朝向陪审团，面带微笑，似乎他解开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好啦，福尔曼小姐，咱们来谈谈磁带损坏的问题。你声称是射频干扰？”
我紧张得咽了一下口水。
“磁带上的损坏真的是由于无线电频率干扰，你有什么证据？”
“没有——我不大理解这个问题。”
“我来说得更明白些。你拿着磁带去做过技术分析吗？”
“没有，但我并不——”
“因此，你并没有独立方的证据，证实射频干扰是磁带问题的真正原因。”
“导演也说是射频干扰，我们以前见过这种情况。”
“但你并没有寻求任何独立的证据来证明。”
“不需要；我们本来就知道这种情况。”
“依据你的经验？”
“对；还有导演的经验。”
“好吧；假定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依然从未发现问题来自何处，对吗？”
“对。”
“可是，由于受损过于严重，即使该项目未被取消，你的最终产品里也不会使用这盒磁带。”
“对。”
“那么，你明明知道这盒磁带的问题所在，却解释不清楚它为何存在、又从何而来；对吗？”
“对。”
“非常专业，福尔曼小姐。”
“反对！”布拉谢尔斯发出了尖叫。
“陪审团将忽略最后那句评论。”法官说道。
“我道歉，”瑞安一脸微笑，门牙尽露。“现在咱们不妨回到橄榄公园，模拟一下当时你们拿着摄影机的场景。可以复制你在磁带上看到的损坏吗？”
这家伙穷追猛打，冷酷至极。“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我迟疑了一下。“射频干扰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来源；而且最初磁带并未受损。”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拍摄后我播放过一次，当时都是好的。”
眼角的余光一扫，只见布拉谢尔斯全身僵硬，瑞安则笑逐颜开，似乎早已知道胜券在握。“现在咱们来想一想。磁带在你播放以后还是好的，可是现在，一年以后，就有了严重的损坏；你作证说是锁在你的导演的影视公司的一间屋子里长达一年多；对吗？”
“对。”我底气不足地说——已经知道结果了。
“那么，你并不知道问题来自何处，而且你看了后已经过了一年；你却依然坚持认为磁带不可能被人做过手脚。”他并不等我回应，猛然转身面向陪审团。“谢谢，福尔曼小姐。我问完了。”
我早已晕头转向，只好在证人席呆坐了片刻。然后环顾审判室；几张脸充满同情地回望着我，多数人则很好奇，差不多期盼着这个结果，似乎等着我当场瘫倒。毕竟，我刚刚遭遇了一场奇袭——“铁锤”猛击，名誉扫地！
老爸猛地站起，走向门口；就在他刚才坐的地方，我瞥见一个男人坐在他后面一排。年轻，黑发，二十多岁，五官清秀，颧骨高耸。卷曲的黑色胸毛从衬衫开领处伸出来。即使我当时羞愧难当，也看得出来他具有那种深色皮肤的地中海沿岸高加索人种的风情。
我看着他，希望得到一个同情的点头或微笑。他回看着我，但他脸上的某种东西——一只眉毛轻快地跳了一下，另一只则收紧——让我感觉他能看穿我，并且断定我没有多少内涵。一阵局促不安传遍我全身。我移开视线，走下了证人席。
第10章
周三我出庭作证，周四案子就到了陪审团那里。瑞安在结束性辩论中将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暗示我是全世界最愚蠢、最幼稚的纪录片制片人。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站出来？我怎么知道录像带没有篡改？为什么我对录像带所受损坏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在技术上就那么烂吗？他说，如果不是由于这些，那就是还有别的、更险恶的原因。
最后他以嘲笑的口吻宣布，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算作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也许在橄榄公园看到了桑托罗，但有什么能阻止他在此之前或之后到卡柳梅特公园呢？那盘录像带只能描述桑托罗在某个具体时间点的所处位置。确实，要是把指甲抓挠的碎屑、这对恋人的争吵，以及在他汽车旁边发现玛丽·乔的尸体这一连串事实放在一起，12名聪明的陪审员怎么可能相信我的说法呢？
他们当然没有相信。星期五那天，桑托罗被判有罪。
整个下午，电话响个不停——大部分是记者，想从我这里搞到一个原声片断，以便能在10秒钟内概括这起冲突，结论是让我承担后果。我断定，要是他们得逞，我就死定了。电话密雨般打来，我礼貌地表示无可奉告；但他们显然不肯罢休，我就试了一个新办法。
“是艾利·福尔曼吗？”一个声音问道。
“Sí1？”
“你是艾利·福尔曼吗？”
“Sí？”我故意将单词的声音拉长。
“呃——我找影视制片人艾利·福尔曼。她在吗？”
“Meesus2不在家。”在一连串流利的西班牙语还没向我袭来之前，我猛然摔下电话。
终于小胜了一场。
大卫开了前门进来的时候，我正看着电视里自己的镜头。我本无心打开电视，可是，喝完半瓶葡萄酒后，某种东西将我吸引到那场报道上面——或许这就是吸引着一群麻木看客围观事故现场的同一种东西；或许，就是一丝潜在的受虐狂心理。
大卫看了我一眼，进了厨房。
冰箱门打开了，一只橱柜抽屉合上了。片刻之后，他走进家庭娱乐室，手里端着一只装着百吉圈3、熏鲑鱼、奶油干酪和洋葱的盘子，坐在沙发上。
“你今天还没有吃东西，对吧？”
“我不饿。”
他在半个百吉圈上摊了些干酪，放上薄薄的一片熏鲑鱼，最上面放上一些洋葱。洋葱的气味熏得我鼻腔直发痒。
“这两天可真够你受的。”
“一场实实在在的人生教训啊。啥时候都不要做‘仁慈的撒玛利亚人4’。”
他慢慢咀嚼着。“我想，即便是说你做得对，恐怕也无济于事。”
我凝视着百吉圈，摇了摇头。
“你父亲是怎么说的？”
“他说布拉谢尔斯没有尽职尽责。”我伸手拿百吉圈。“对了，巴里跟我爸想的一样。他来接蕾切尔的时候几乎是深表同情。”我在那份三明治上咬了一口。“唉，作为前夫，也只能同情到这个份儿上了。”
大卫走进厨房。“他是怎么看的？”他扭头大声问我。
“他说，布拉谢尔斯在案子里留的漏洞之大，都能通过卡车了。”
“比如说？”
“首先，该反对的时候不反对；第二，不召唤其他证人。他说，瑞安应该庆幸自己的对手太无能；而且，他对布拉谢尔斯没有申请到延期审理感到吃惊——鉴于我们有那盘录像带，并且我给案子带来了新材料。无可否认，巴里通常会想方设法刺激我，但他这次说那家伙应该吃官司，因为律师无能。”
大卫从厨房回来，带来另一只百吉圈。“他的确是内行。”
“他还说，瑞安干得很漂亮。你知道，只让我回答‘是’或者‘不是’的问题。不让我有机会发表意见。”我将百吉圈吃完。“不过，你知道最让我着恼的是什么吗？”
“什么？”
“恐怕他是对的。”
大卫皱了皱眉头。
“这件事情我也想过了。布拉谢尔斯是做了工作。可其中没有感情投入。没有灵魂。我有种感觉，他并不真正在乎桑托罗，也不在乎我。”
“你能责怪他吗？想想他每天都要代理的那些混蛋吧。他需要职业上的超脱。”
“这不是职业超脱的事。如果没有感情上的投入——至少应该有那么一点点吧；否则，怎么对得起当事人？怎么能为当事人做好辩护？”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和你一样的激情，能像你那样投入，艾利。你看到有人蒙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