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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抱孩子”，岂不更好？
孔夫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为一部分“学生”和“有缘”者破“迷”（而且是“有来学无往教”），从另一方面讲，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偶遇尊龙先生，听此介绍后戏称我为一“快乐的书生”），空发议论，绝非干政而已。
说来说去，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让大家把权力托付给“一个人”，让他替我们“当家做主”（而不是像头两年所说：“大家都来当家做主”），而我等也可免除了“冒充”技术专家的烦难，“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昔日我曾在课堂上说：要是果真全面小康和谐了，我又何必苦心研究粮食问题？专心当一个大学老师岂不更好！
因此一位同学在我的博客上写道：这让我想起了长沮、桀溺和孔子的对话，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也是始终坚持，要是天下太平的话，他就不用四处碰壁求变革了（他最后还是回家授徒了）。
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最根本的一点，即“一人做主”，承担责任，而不是弄一班子人马遇事还要举手表决，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卸不肯负责。不认清这一点，后面的话就不要说，说也白说。
如果能够破除这一个“迷”，就不应再称中国传统政治为“封建专制”，我曾在“求学偶得”（十六）中写道：
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就离不开一顶大帽子：“封建专制主义”。我本来也持这种看法，但渐渐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几年前我跟余英时先生通电话，就此提出质疑。他说：（一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当时余先生正在国会图书馆，居蜜先生为我接通这个电话，我即三言两语、直入主题）。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做主”，这是儒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也不是可以“无法无天”，“任意而为”的……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有人常说，中国历史就因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才那么黑暗啊！那我也可回答：这是不懂“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为难”我们，让我们经受“考验”的，它就是这样一个“迷”。不能因为我们尚在“迷”中，就说它都错啦。
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现世”并不是理想（而毋宁说是一个“名利场”），所谓理想社会是在以前的“三代”，而非“今天”。如此看来，“历史”，不是立一个“理”在那里，把一切都“保证”了的（如果什么都解决了，还要我们后代人干啥），而是把一个“理”立在那里，让人们去思考去追求、去尝试（试错）的。
如果我们能认清这点，下面的问题，就是那“一人”如何去听取他人意见（其方法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以及如何“改过”的问题了（在《清朝经世文编》里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的题目），等等，等等。
为追求这一理想，古人已为我们指出了两条并行的道路。其中之一，就是“制度建设”（参见《论语》），另一个，就是“修身”（参见《大学》）。难道舍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而且，就算实行“民主”，难道又能离开这些？
今人依然好谈“启蒙”，“启蒙”已有百年历史，如今已是“老生常谈”，我只怕它会越“启”越“蒙”，如果不能“回复”我们自身。
传统政治理念讨论中的三个问题
各位知道，长期以来，在历史学上就有一个“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国的历史，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如果这样，这个“国家”还怎么“可爱”的起来，成天空喊“爱国”又有何用？在我看来，不“批倒”那些说法，所谓“爱国”，最终是很难的。
本篇专门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问题，如果说在这一问题中存在三个层次的话，我们就不妨依次予以讨论。
第一个，即由谁做主，或如何“挑选”领导人的问题。
一般的说法，传统政治理念就是主张“君主制”的。其实也不尽然。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念，毋宁说是主张“禅让”的。“君主制”只是“退而求其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政治不主张“民选”。更反对“政党政治”和它的那一套。也不忽悠什么“人民当家做主”。
但是否“君主制”即“专制”呢？这恐怕也不一定。
钱穆先生曾说：（明代）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这也不能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国史新论》，第77页）。
第二个，即日常政治运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为关键，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一个好的政治方式，在我看来，就是要能担当，肯负责。传统政治既要对“天”，又要对“祖宗”，还要对“老百姓”负责，这就不简单。而且“令行禁止”，说办就办，比起那动辄“投票”（经常是为一点小事之“小民主”），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诿，或“黑箱操作”一类做法，恐怕还强着些。
所以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不是“主权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在才是所谓“政治的本质”（《国史新论》，第71页、第100页）。所谓“民众建国论”，实际上是自己“卸责任”而已（《文化与教育》，第73页）。
在日常行政中，往往就是要“一人做主”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这样的例证，——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座右铭“责任即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不能因此就说是什么“专制”。何况中国传统政治中依然是有“法制”，不可以任谁“为所欲为”的（当然也有不少“犯规”的例子，那在美国也有）。
第三个，出了问题怎么办，即如何反映意见和更换领导人。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从来都主张朝代是要变更的（最长的周代也不过“卜得”八百年），所以闹得不好是要下台的，哪里可以“万世一统”，像秦始皇期望的那样？此一类的言论可以《孟子》为代表。
至于如何听取意见，传统政治也有一大堆说法，如“兼听”、“改过”等。它只是在方式方法上跟“民主制”、“代议制”不同罢了，孰优孰劣，各有千秋。岂能一概目之为“专制”？
这是我的浅见，但“不吐不快”，哪怕又当了“堂·吉诃德”，还请大家批评。
中国人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思想
俺的关于史华慈的“歪批”文字（《读书》2009年第11期），遭到人家的反批评（任锋：《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载《读书》2010年第6期），洋洋洒洒，累数千言（读着好累），批评之一是不该“空过宝山”，没好好领会洋大人的教诲。其实，俺是不懂什么史华慈的，但如果“皓首穷经”，研读一位老外的晦涩大作，最后得出一个“民主还是比专制好”，就跟没说一样的结论，我看，还不如免了罢。
回到正题，那个所谓“思想史上的天花板”问题，如果说中国传统无法回答，令人汗颜，西方民主就一定能够回答吗？提问者似乎没感觉到，西方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们多年来的困惑和争论。
最近因为“反行为”的“理论化”问题，有学生建议我读一读“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书。岂知在一部“博弈论”著作里，赫然就写着有关的问题，说“民主”也不是在所有场合能够保证的：希特勒，不就是德国人民“选”出来的吗？
我对史华慈并不了解，阿伦特倒听不少人说起，也读过一本半本。不久前，不意间在一位朋友的书架上，发现她的集子。为了了解阿伦特的两个主要观点，朋友收集了她的有关著作，以及各方面对阿伦特的研究书籍文章，单这些就一二十本，而且都是原文的。我这位朋友认为，如果只读一二本，甚或是翻译的文本，乃至只是寻章摘句，那还是“免开尊口”，其实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些问题的。
那我就要问了，批评我的各位，您如此这般的下过一番工夫吗？阿伦特则还罢了，“等而下之”的不知什么人物，只因为他是个老外，有点名气，就一律要去读去学，那值得吗？再四处推介，岂不是“误人子弟”？
我对政治思想的探讨，还很肤浅。但我相信那是一个有力的反问：我们读懂了自己传统的“症结”所在吗？像我当年那样带着对柏杨“酱缸论”的推崇，立志到美国“取经”的，恐怕还不在少数。为了年轻时的那点子提问，就“一股道走到黑”，到今天还不该反思一番（对于传统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我是到美国几个月后即改变了态度，像我这样的后来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对此，佛家好像有一个说法，即佛在我心。我们难道不能就此类问题重新提问，“求诸己身”？
我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一点，其余就“没啥可说的”。有问题应就问题讨论问题，挟洋自重，引几句洋人的话，怕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其实，有一位定居在国外的学者说过，汉学家中能够完全读懂中文，用中文写篇短文的，并不多见，更遑论大量掌握文献的深刻研究了。
老舍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事在八十年前（参见《猫城记》），现在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是没有，为什么非要拿外国人说事儿不可。国人“崇洋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