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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166页。
（2） 《养吉斋丛录》，卷16。
（3）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
（4） 《史料旬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1930～1931年，廷寄七，天：185；《高宗实录》卷812。
（5） 《清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戊辰；又，山东巡抚富尼汉覆奏，六月十七日接到六月十二日谕旨，“臣前在省时即闻有偷割发辫，其人昏迷之事”，嗣于六月初十，兖州知府禀获蔡廷章、靳贯子二犯（《史料旬刊》，富尼汉摺二，天：154），其时序则不无可疑，此中或有档案缺失，亦在所难免。孔飞力则假设，富尼汉在宫中的眼线早已把有关信息透露给他。《叫魂》，第103页。
（6） 《史料旬刊》，谕旨，天154，廷寄四，天：155。
（7） 《高宗实录》，卷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是月。
（8） 《史料旬刊》，廷寄五，天：156。
（9） 《史料旬刊》，廷寄十三，天：190～191。
（10） 《史料旬刊》，廷寄十二，天190。
（11）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103页、第164页。
（12）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50页。
（13）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是月，《高宗实录》卷813。
（14） 《史料旬刊》，廷寄九，天188～189。
（15） 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高宗实录》卷549。
（16）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丁丑谕、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庚午谕，《高宗实录》卷548。
（17） 《朱批奏摺》；对此皇上的硃批是：“此固有之。汝等尚如此，何怪匪徒？”可见他和那些官僚之间日形紧张的关系了，孔飞力：《叫魂》，第176页。
（18）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戊午、八月己未谕，《高宗实录》卷816。
（19）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乙巳谕，《高宗实录》卷815。
（20）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815。
（21） 参见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乙丑谕，《高宗实录》卷816，等等。
（22） 《史料旬刊》，廷寄二十九，天234。
（23） 《史料旬刊》，方观承摺，天153～154。
（24） 《史料旬刊》，永德摺，天268。
（25）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
（26） 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高宗实录》卷824。
（27）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己丑，《高宗实录》卷826。
（28）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215页；张四的有关故事，参见第221页；蔡廷章，参见第224页；韩沛显，参见第225页；通杲，第226页。
（29） 参见孔飞力：《叫魂》，第228页。
（30） 如外省地方官辄致累及无辜。若再纷纷缉捕。适为闾阎之扰（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己未谕，《高宗实录》卷820）。或是，抓捕越多，而借机讹诈、诬陷的案例也就越多？参见山西张廷瑞、直隶张二等人的故事，《叫魂》，第218～220页。
（31）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819。
（32）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己酉谕；富尼汉虽“公然有心欺饰”（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谕）但皇上还是有几分原谅了他，说：“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乾隆三十三年十月癸未谕）？似乎还有几分自我批评，实际上，尽管皇上十分恼怒，但无论对富尼汉，或对这些官员来说，处分还是比较轻的。
（33） 孔飞力：《叫魂》，第284页。
（34） 孔飞力：《叫魂》，第229页。
（35） 孔飞力称之为“挫折感”，参见《叫魂》，第290页。
（36） 参见孔飞力：《从乾隆档案研究“封建专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论文，1985年。
（37） 彰宝摺三，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史料旬刊》，天，289；当然，这也因人而异，如直隶总督方观承大约就是做不来的，不管是在怎样的逆境里（就在这一期间他因年老患病去世）。
（38） 永德摺四，《史料旬刊》，天，341。
（39） 例如，孔飞力分析刘统勋这个角色时说，他把自己包装在一种极度热心的外衣之下（按这一点很像乾隆十三年的傅恒），对那些真实的供词决不照单全收，也不要让自己受到手软的指责，《叫魂》，第234页。
（40）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己卯谕。
（41） 孔飞力：《叫魂》，第280～286页，第261～262页。
（42）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壬子谕，《高宗实录》卷815。
（43） 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参见《论语》。
（44）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癸卯，《高宗实录》卷815；二月间浙省有叫魂剪辫传言，旋有德清县石匠首告之案，并有杭州萧山等处查拿各件，讯明均非实在叫魂剪辫匪徒。迨三月以后，传言遂亦顿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参见《史料旬刊》，永德摺二，天，269～270。
（45） 孔飞力：《叫魂》，第293页。
（46）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高宗实录》卷146。
（47） 参见韩书瑞：《山东叛乱》，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8） 如周远廉、孙文良等。
（49） 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5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辰谕。
（51） 军机处录副奏摺，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8页。
（5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谕。
（5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月辛巳谕。
（54） 《高宗实录》，卷958、959；据说，地方官讳灾粉饰，额外加征，则是乾隆朝后期司空见惯之事，参见郭成康：《清通鉴》卷131。
（5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巳；然“收成实有对半”之说，与此似亦不无矛盾。
（5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丙午谕。
（57） 据王伦义子、元帅王经隆供词：我们早就知道王伦有谋反的意思。今年寿张等处年岁具各有收，并不荒歉。寿张县官访着王伦有传道的事，才要查拿，就被入道的民壮刘焕闻知，送信王伦，遂即起事，《山东叛乱》第176页、第178页；明显的，研究王伦起事和宗教活动的权威韩书瑞倾向于后者，她认为：构成成员关系的唯一原因是信仰，而不是背景，参见《山东叛乱》，第169页，以及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8） 韩书瑞：《山东叛乱》，第162页。
五、五次南巡
20．第五次南巡
乾隆四十五年，皇上开始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四十三年十月，上谕：朕于乙酉（乾隆三十年）南巡回銮时，因耆孺攀恋情殷，曾许以翠华再莅。然敬念圣母皇太后春秋已高，难以再奉安舆，长途远涉。遂谕江浙大吏，不必更以南巡为请，距今已十有四年。其颙望悃忱，自益肫切。且自前巡阅定五坝水志，以为展拓清口之准，下河从此遂免水灾。嗣闻黄河倒漾，所系甚重，因酌定挑浚陶庄引河，河成而清黄交汇处，移远清口，不复有倒灌之患。一切善后事宜，若非临莅阅视，究不能悉其实在情形。至浙省海塘，近来潮势渐趋北岸，深为廑念，亦不可不亲为相度机宜。
著于乾隆四十五年正月，诹吉启銮，巡幸江浙，便道亲阅河工海塘。所有各处行宫坐落，俱就旧有规模，略加葺治，毋得踵事增华，致滋烦费。于己亥（四十四）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庚子（四十五）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以彰寿考作人之盛。至各省漕粮，于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用是再沛恩膏，著于庚子年为始，复行普免天下漕粮一次，俾藏富于民，共享盛宁之福。所谓敛福锡民，庆莫大焉。
至于南巡费用，前四次俱曾赏给银两以资筹办，而督抚至道府等大员亦有称自捐廉俸者。然两江总督高晋等俱有应缴之项（即所谓“自行议罪银”），势不能再捐养廉，若只令司道公捐，更属不成事体。嗣定五次南巡办差所需从两淮运库拨银三十万两、从浙江盐项余银内拨银十万两。（1）翌年夏，两淮盐政又奏准照上数届南巡之例，从应解内务府银库铜斤等款银两酌留银十二万两以备五次南巡时赏赉之用。（2）
第五次南巡，在历次南巡中靡费最甚。（3）据说，皇上曾面谕扬籍京官，谓宜恬淡朴素，但取自然风景，而不事雕琢，方为合体。绅士盐商急思改观，于是扬州有樗园之建。（4）而御舟相距镇江十余里远，遥望岸边有大桃一枚，硕大无比，颜色红翠可爱。将近则“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皇上喜欢论佛，常和途中僧侣议论禅机，地方官就叫文人中通佛理者假扮和尚出面迎驾。南巡时盛行演剧，绅商们匆忙请人编了新剧，把戏台驾在两只船上，驶在御舟前面演唱，“高宗辄顾而乐之”。（5）
这岂不成了一大讽刺？因此皇上觉得，不能不站出来说几句了：今春再举时巡之典，乃自启跸以来，从事浮华。山东已开其端，至浙江为尤甚，朕心深所不取。恐后任督抚，见此次所办差务，已多粉饰，未免踵事增华，从而加甚，势将伊于何底？朕临御四十五年，无日不廑念民依，乃以省方问俗之殷怀，转贻口实，是诚督抚大吏之不能善体朕心，而朕亦将引以为愧矣。著再通饬各督抚，以后务宜黜奢崇俭，于地方诸大政，实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