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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但皇上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未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据彭所供，其明末野史诸书俱得自昆山徐乾学家。徐乾学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康熙朝曾充《明史》总裁官，家富藏书。也许，皇上从彭家屏案开始，已在认真探索一种将所有诋斥悖逆书籍统统销毁的一劳永逸之计了。（48）
10．其他案件
如果说，彭家屏案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下几个案件则是有预谋的，也很难说是“文字狱”，还是“朋党案”，或者怀有其他什么目的了。
乾隆二十年旨在扫荡“朋党恶习”的文字狱——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就是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案件。
先是，几年以前，皇上已将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特交蒋溥密办，并亲自检查胡中藻诗集《坚磨生诗钞》。本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察出速奏；并密令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检，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亦一并搜查封固，驰驿送京。（49）同时，拿审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之侍郎张泰开，并派遣侍卫哈清阿等，赴江西拿解胡中藻；复降旨召甘肃巡抚鄂昌来京。
三月，皇上召见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宣谕原内阁学士、学政胡中藻诸罪款，曰：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欺诳，大逆不道，蒙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其所刻诗集内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来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辞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
又训饬在廷诸臣及言官曰，数年来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今惩治胡中藻，实为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寻令将胡中藻斩决，家属免缘坐。原任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以曾致书鄂昌，为其子请托，命从宽以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闭户家居。已故大学士鄂尔泰因“酿成恶逆”，命撤出贤良祠，并借此训诫臣工，曰：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欺诳，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江西石城知县李蕴芳嗣后亦因奉“逆犯”胡中藻为师，书禀往来，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是月，广西巡抚卫哲治疏参原任湖南盐驿道谢济世“纵子指官撞骗”，命逮讯谢济世。（50）
或谓胡中藻案非一般“文字狱”，而是针对“朋党”问题的，（51）其说亦不无可疑。（52）其间的打击目标多在一些官僚大吏。（53）于以下事例亦可见一斑。
据说，胡中藻案发生后，内外臣工震惊之余，感受各异。皇上交代即将离京赴任的浙江按察使富勒浑一个特殊任务：留心体察在籍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对此有无怨言？富勒浑在兵部时，是梁诗正的下属。没想到梁一本正经地表示，胡中藻罪有应得，并谈了自己仕宦多年的体会：“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富勒浑不甘心，不久又借机到梁家，引出胡中藻的话题，梁则大谈为官之道：“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皇上得到密报，很满意，在富的折子上批示：“梁诗正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探求？”过了两年又起用梁诗正为工部尚书，就是因为梁诗正“知惧”，已被文字狱吓怕了，驯服了。所以孙嘉淦批评当时官场风气：“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54）
随后，又发生庄有恭案。乾隆十八年发生丁文彬投书案，于中发现，原任江苏学政、现任江苏巡抚庄有恭以曾收受丁文彬“逆书”而未奏闻。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庄接到廷寄：“丁文斌所著逆书内，大逆不道之言甚多，庄有恭既经接收，何以不具折奏闻？又不即将该犯拿究？”时隔四年，现经严旨催问，庄才恍然大悟。随即缮折，奏明疯子献书的经过，至于所献之书，“实不知破簏败箧中果存此册否？容臣回署细检，如得之，当即缄封进呈”。皇上穷追不舍，在折尾朱批：“此奏又属取巧。细查书来，不可终归乌有！”庄有恭在二十五日三更回署，即亲自翻箱倒箧，搜寻三日，终归还是乌有，只好自请交部严加治罪。皇上则认为庄有恭“故纵逆罪”，且“狡诈为鬼蜮伎俩”，命照他学政任内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银两。这个“加罚十倍”岂是小数，十余年后，即乾隆三十二年庄有恭病故，身后仍有罚赔未完银六万余两待家属亲族偿还，总算皇恩浩荡，皇上“加恩宽免”，才了却了这笔陈年旧账。此案大部分谕旨都是通过内阁明发的，皇上如此小题大作，决不仅为警戒一个庄有恭。
乾隆二十一年底，又发生了庄有恭擅准朱某捐输赎罪外结一案。先是，庄有恭任上曾批允主使殴打致死雇工之朱某捐银三万两以赎其绞罪，因未缴清银两，迨庄有恭丁忧离任始行奏闻。至是，上谕：庄有恭此奏，观之实为骇然。岂有入人死罪并未奏闻，擅自饬司准其收赎，至离任后始含糊具奏之理？观其专擅妄谬如此，大失人臣敬事之道，已令其家居待罪。嗣命庄有恭革职拿问，并查抄其行装字迹。翌年四月，拟绞。以此案无赃私入己情弊，从宽免死，发往军台效力。旋又命戴罪署理湖北巡抚。同案苏州守赵酉、通州牧王继祖劝捐于先，前任臬司许松佶率请外结于后，均受到处分。
现在问题已不止于政治案，而且发生在经济领域了。乾隆二十年二月，皇上在调阅查嗣庭日记时，见有进砚头瓶湖笔一事，即重申嗣后廷臣督抚，毋有所献。同月，发生鄂乐舜勒派盐商银两一案。上谕：自朕初年，鄂善以受贿严加惩创，意内外大臣，共知儆惕。而鄂乐舜身为巡抚，尚簠簋不饬乃尔。而如此定拟，反将参出之富勒浑，坐以重罪。则此后各省督抚，或有贪婪者，朕将何赖以觉察？着将尹继善、刘纶、喀尔吉善交部严加议处；浙江巡抚周人骥、布政使同德俱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后审实鄂乐舜勒派商银至六千余两，赐令自尽。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发现江南河工经前番整顿之后，不意尚有孙廷钺、舒超等愍不畏法，通同侵冒。故从重惩创，二人即行正法。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发生了云南巡抚郭一裕参劾云贵总督恒文婪索属员一案，恒文供词内称，购买金子缘欲购备方物进贡。上谕：臣工贡献，前曾屡经降旨，概行禁止。即督抚所贡方物，不过若柑食品等物，以备赏赐。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嗣后各省督抚，除食品外，概不得丝毫贡献，违者以违制论。（55）是年秋，全案审结。恒文赐令自尽；郭一裕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复因“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尚属彼胜于此”，加恩准其纳赎。（56）谕：外人无知者或谓恒文系满洲，郭一裕以汉人参奏满洲，是以两败俱伤。此则鄙谬，大不知朕心。朕自登极以来，满汉从无歧视。此案审定时，必办理至公至当，允惬众心。从前皇祖时张伯行纠劾噶礼，经大臣审讯诬坐张伯行。皇祖察知其实，重治噶礼之罪，而张伯行任用如故。此家法也。（57）此案中之纳世通、沈嘉征，身居藩臬，原许其具折奏事，遇督抚有事，即应据实陈奏，乃并匿不以闻。唯事迎合上司，俱照部议革职。案内甘心贿送之署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十四员，俱着降一级从宽留任。被勒买金之永昌府知府佛德等四员，及被家人赵二勒索之临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七员，俱经恒文败露之后始行报出，不得谓之自首，仍照察议赵沁等之例察议具奏。
嗣，湖北巡抚卢焯因前署陕西巡抚时因短价派办进贡方物，及调任后又借库银千两未还，命革职，发往巴里坤效力赎罪。上谕：督抚每年所贡方物几何？原可从容备办；即不备办，亦不强也。嗣后督抚各宜自量，不能则如勿进。若如卢焯及近日恒文之借口自肥，则断不可。彼受派累者，不且怨及君上耶？（58）
九月，皇上审阅本年秋审官犯册，见拟斩之原任湖南藩司杨灏一案，以限内完赃改拟缓决，大为震怒，不胜手战愤栗，命将原拟之湖南巡抚蒋炳革职拿解来京，并查抄其字迹赀财；三法司及与审之九卿、科道等俱交部分别议处。翌日又谕：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