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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能继续腐败下去。
当南下的秦军与驻历下的秦军会合后，就直扑齐国首都临淄（今属山东淄博）。由于齐国朝中卧底集团多年的影响，临淄城根本就没设防。秦军兵不血刃，“猝入临淄”，和平接管了这个东方第一城。
不过此时齐国还不算亡。临淄虽陷落，但齐国的广大领土尚未全部丧失，齐王建出奔在外，如果抵抗，秦军还是要费一番力气的。秦国摸透了齐国的国情，派出使者，以500里封邑诱降齐王建。
不死，不囚，还有封邑——这诱惑对齐王建相当有效，于是他选择了投降。可是，齐国一灭，这场交易的仲裁者又在哪儿呢？秦国抓住齐王建后，立马赖账，把他迁徙至共地（今河南辉县），囚禁在一片松柏林中，活活把他给饿毙了。
灭齐灭得如此之轻松，在六国中绝无仅有，可见“银弹政策”之威力，不下于金戈铁马。
六国既亡，春秋战国这场大戏也就宣告落幕。后世对这一段历史总是无法释怀，关于秦国为何完胜、六国为何灭亡的探讨，不绝于史，对于其具体的、技术性的原因见仁见智。当然，近世也有总括性的阐释，说这是秦国以“恶”为历史开道。
秦在统一战争中，确有太多的杀伐、太多的机诈，但仅用一句“人性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来概括，恐怕还不足以说透。
秦之胜利，是秦穆公以来400年连贯不断的扩张国策所致，更是商鞅最彻底的变法结出的果实。
六国抗秦，不可谓不英勇，其间也曾英雄辈出，但是他们挡不住秦军的战车，就因为他们任何一国都没有连续性的扩张国策。唯一在较长时间里力图扩张的楚国，也因楚怀王的昏庸而导致衰落。
秦国是这样胜出的——它一有耐心，二有办法，在400年间几乎是用了水滴石穿的工夫，打破“三晋”的强劲屏障，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至于秦国的扩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君主的贪欲。一国之内，尽够他贪的，何须劳神费力地搞扩张？
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潜动力，那就是：一个族群，总要为自己的后代争取更大的安稳空间。春秋战国，诸侯林立，虽然文化在政治分裂中繁盛起来，但统治者和民众为了长久的安定与繁荣，却宁愿牺牲文化的繁盛，只要求稳定的大一统。
秦取天下，华夏族群果然就有了2200年总体的统一和繁盛，我们的祖先也因此活在了一个远高于欧洲中世纪的环境中。
福从何来？不能忘却了源头。
至于秦在统一过程中过度使用了暴力，这不用掩饰，它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短命且被后一朝代妖魔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秦之黑穗旗，飘扬在华夏南北西东，无论怎样也是一桩伟业。
这个不屈不挠的国家，在2200年前就把郡县制行政管理推广至全部中土，几乎与现代国家无异，这才是赳赳老秦最神奇的地方！
“大一统”的政治，其实并非嬴政君臣首先提出，它的理论最早是出现在战国儒者所着的《尚书·禹贡》与《周礼》中。
这个政治理想，就是由历史的潜动力所催生的。
有了理想，就会有实践。
秦国，秦的历代君王，大秦的赳赳武夫，就是这个理想的最决绝的践行者。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1）
嬴政实现了老秦人祖祖辈辈的梦想，从西陲出发，底定天下。现在的秦王嬴政，实际的控制权远超过周天子，也超过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三皇五帝。
这就是伟人，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惊人的前瞻意识。
他登基仅仅26年，就完成了统一大业，这是后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开创之功。在他统一华夏之前，“联合国”式的东周其实已经丧亡了28年。
历经28年的逐鹿、28年的烽烟，分裂的华夏终于被永远连接在了一起，并将矗立万世而不倒。
商周两朝是分封制，是松散邦联，而现在的秦国版图覆盖整个华夏，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封国了。
蛹化为蝶——国号未变，但实质变了。
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嬴政。
扫平六国后，嬴政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正名”。他给丞相、御史下了一道谕令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定，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是呀，秦王还能再叫秦王吗？名不正则言不顺，再叫“秦王”岂不是将来有退回关中去的危险？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受命，与70位博士商量了几天，提出一个方案：叫“泰皇”最好。他们认为，上古有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这“泰皇”，就是人皇。
对这个方案，嬴政甚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功过三皇、名超五帝，叫一个泰皇哪成？于是下令：“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皇帝”这个词，最早在《尚书》里就有过，但不是嬴政的这个概念。因此嬴政所提出的皇帝名号以及对皇帝身份的神化，都是首创。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皇帝传世怎么传？
第一皇帝嬴政，索性给臣下交代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今后就不要用谥法了，免去“惠文”“庄襄”之类的啰唆，“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样，他本人当然就被叫做“始皇帝”。
这真是超级现代派的思维。
始皇帝嬴政，刚打下了天下，建立了开天辟地的大帝国，乐观得很；臣子们更不敢去细想“无穷”是怎么个无穷法。君臣的喜悦之情，从这世系的规定就可以看出来。如果秦始皇的憧憬能够实现，到清末也还是“秦三百五十世”左右，想想“万世”是什么样子，就连现代人也要犯晕！
谥法缘于周朝，废除谥法也是嬴政的独创。他认为，君王死后，由儿子和大臣给先王议一个尊号，带有评价的性质，是为大不敬，犯了“子议父，臣议君”的错误，今后，掰着指头数数儿就行了。
皇帝既然是前所未有，天下独一，那么皇帝的自称也要独尊。以前周天子或诸侯自称，说“我”的时候，就说“余一人（我一个）”、“寡人（寡德之人）”，都有点谦虚的意思在内。而秦始皇不同了，从今往后皇帝要自称为“朕”。以前这个“朕”字，也就是“我”的意思，不论贵贱谁都能用，今后它的知识产权只属于皇帝了。
皇帝下达命令，叫做“制”或“诏”；臣子上书，叫做“奏”。上奏文件中，凡是遇到“始皇帝”或“皇帝”一词，就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为什么呢？因为古代书写是竖着写，如何能容许别的字压在“皇帝”二字头上？
皇帝的名字也不能再提了，嬴政的名字叫政，那么凡是叫“正”的地名，都得改名叫“端”。皇帝的父亲庄襄王名叫子楚，楚国虽然已经灭了，文献也都得改叫“荆国”。
这套神化皇帝的礼仪，除了谥法在秦亡以后立即被汉朝恢复外，其他的大多被汉朝承袭，传至后代。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甚至固化为一种文化习惯，不论衙门大小，最高的头儿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而且潜意识里希望最好把官职传至万世。
秦始皇的天下是靠武力所得，但他可不是武夫，知道权力的合法性还需要有天赐依据，于是他重新修正了意识形态，开始崇尚阴阳家邹衍创立的“五德循环说”。
“五德”也就是金木火水土。秦始皇认为，周朝是火德，循环下来就是秦之水德，为此他下令把黄河改名叫“德水”，黄河不干，水运就长久。
老秦人的祖宗是颛顼高阳氏，这位神人也叫北方之帝或黑帝，北方属水属阴，这就与秦的运势相合了。于是，大秦帝国的衣服、仪仗、旗帜都尚黑。
按照古人的方位观念，上下东南西北为六大方位。大秦帝国既然是无所不包，那就要崇尚数字“六”，帽子高六寸、车子长六尺、拉车的马要六匹等等。
秦始皇搞这一套，就是为了加固皇权的“合法性”，让你敬畏、让你服——知否？我的权力来源于天命。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2）
至于具体的统治，光玩这套虚的当然不行，他的一项大功，就是建立了完备的中央机构和官僚体系。现代的读者，往往一看这个就头疼；其实认真地想想，最高权力出自中央，官员队伍服务于国家，有没有好处？当然有，那就是增强了管理效率，中央集权总比大小诸侯、领主各自为政好。
一个农业国家，涵盖了那么大的地盘，没有一个有效率的中央体制不可想象，更别说想传至万世了。尽管后来的皇帝姓什么的都有，但帝国这个框架，是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了，直至转化为现代中国。
改制这套花样，后来也有不少君主玩过，但只有秦始皇所玩的才有决定性的意义。
现在，秦国升格为秦朝了，有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制度，自丞相以下，各司其职。要说明的是，秦朝的丞相沿袭旧制，分左、右相，秦俗尚右，但实际上左相往往更有实权，比如李斯很受秦始皇器重，他就是左相。
丞相是百官之长，等于皇帝的副手。秦朝的丞相只管执行，没有决策权。丞相下面能管的也就几个办事员，没有一个庞大的中央机构。此外还有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是用来分丞相之权的；太尉，国防部长，但徒有其名，皇帝才是军队总司令。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这就是权势显赫的“三公”。
再往下就是“九卿”了，“九”是言其多，大约有15个官职，分管其他。
此外还养了大批博士，专门议政，目的也是为了分丞相之权。
以现在的标准看，这些官儿的总数并不多。那时候的全国地域已经不小了，交通、通信和办公的工具都不发达，这样少的官员就能管理得过来，很令人吃惊。不像后世越发达，人头越多，设立官职好像不是为了办事，而是为了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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