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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蜷成一团，”她说，“两年来都是这个样子。”一年有一两次，她父母会将其带出茅屋，但是其他时候她躺在地上躲藏起来，只求一死了之。她几乎不吃不喝，因为吃得越多，就有越多的排泄物从大腿流下来。她开始慢慢绝食。
席米的父母不是不爱女儿，但不知道这种病能否治好，更何况也没钱治病。席米没有提出过任何请求，她很少说话，只是躺在茅屋里等死。两年来，父母心如刀割地看着女儿受苦，最后下定决心把牲畜卖掉——那是他们所有的资产。由于没有巴士愿意载她，他们付了250美元雇了一辆私家车，花一天时间到了伊尔加阿莱姆市的医院。
医生发现席米的病情太过复杂，把她转诊到瘘管医院。当瘘管医院的医生向她保证能够解决她的问题时，她很受鼓舞。她开始走出阴影。起先还只是遮遮掩掩地轻声细语，渐渐地她重新与周围的人互动起来。在医生帮她修补瘘管之前，还有其他问题必须先解决。有整整两年席米躺在地上缩成胎儿的姿势，腿部已经萎缩、弯曲。她动不了双腿，更不用说伸直，而且她也虚弱得无法用脚支撑身体。医生们给她补充营养，做物理治疗，期望能让她伸直双腿。
后来医生发现她有七厘米的耻骨联合关节不见了，显然是遭到了感染。医生给她做了结肠造口术——由于忧郁退去，席米已能敞开心胸接受这样的治疗；经过无数次漫长又痛苦的物理治疗之后，她终于能够再度站起来了。后来她的脚患了应力性骨折，又在医院接受了密集物理疗法。几名已康复的病患帮她按摩，在疗程中协助她。她们总是很小心，只要席米疼痛难忍，就会立刻停止。经过月复一月的艰辛治疗，席米终于能够伸直双腿站起来，最后她甚至可以自行走路了。同样重要的是，她恢复了自尊以及对生命的热情。待到恢复力气，外科医师给她做了瘘管修补，后来她完全康复。
席米·西佳耶在瘘管医院，弯曲的双腿已经动弹不了了。
（拍摄：尼可拉斯）
像席米这样的女性几乎被世界遗忘了。但是几十年来，有一名美国医生一直在带头呼吁大家关注孕产妇健康。患了致命退化性疾病的他，身体逐渐衰弱，但依然为降低生育死伤人数而奋斗不休。
治疗国家，而不只是病人
艾伦·罗森菲尔德（Allan Rosenfield），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镇长大，父亲是波士顿颇负盛名的妇产科医生。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曾被美国空军指派到韩国服务。在韩国期间，他每周末去地方医院做志愿者。病房里的所见所闻令他大为震惊：韩国的乡村妇女在生育时承受了很大痛苦，其严重性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回到美国后，艾伦还是无法忘怀那些默默受苦的人。
韩国的经验使得艾伦对于贫穷国家的医疗需求问题深感兴趣。他后来听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agos）有一所医学院有职缺，就提出了申请。1966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克莱尔到达拉各斯，夫妻俩在那里开始了新生活。尼日利亚的情况，尤其是生育计划及孕产妇护理方面的情况，让艾伦大为惊讶，也疑虑重重。
“我开始觉得我们给予的护理模式不适合尼日利亚，”他回忆道。那次在非洲的亲身经历，开启了他对公共卫生领域的终身兴趣。他开始致力于预防疾病，而不只是等着病人上门。在西方，我们往往认为疾病和死亡是医生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全球健康方面，进展最大的是公共卫生专家。公共卫生的解决模式包括天花接种计划，拯救腹泻婴儿的口服葡萄糖电解质液治疗法（ORT），以及鼓励车辆安装安全带与气囊的推广运动。如果真的有心要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也同样要考虑到公共卫生的观点——减少意外怀孕及提供产前护理，好减少紧急医疗危机事件。
有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可能跟医疗完全无关。比如说，一个不落窠臼减少怀孕的方式，就是为女生提供校服，这样她们就会在学校待得久一点——也就是说她们会延迟结婚和怀孕，直到她们更有能力生育。一项南非的研究发现，每18个月给女孩发一次价值六美元的制服，能够提升她们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因此也会大幅降低她们怀孕的次数。
艾伦·罗森菲尔德努力把实务医学与这种公共卫生观点结合起来，成为孕产妇健康领域的社会企业家。艾伦原本只打算把他在尼日利亚的服务作为人生的一段插曲，就好像加入“和平部队”（Peace Corps）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一样。但面对周遭的强烈需要，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申请了一份泰国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 in Thailand）的工作。夫妇俩在泰国待了六年，组建家庭、学习泰语，并全心爱上了这个国家。然而，泰国海滩之美跟孕产妇病房的恐怖有如天壤之别。此外，子宫内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药丸只有医生开了处方才能拿到，这表示99％的民众无法采用最有效的避孕方式。于是艾伦与卫生部共同研拟了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方案：让受过训练的助产士也有权开处方。首先，他列出一份问题清单，让助产士在询问妇女时有个参考，能够迅速开出处方；不好判断的，则转诊医生。很快，该方案在全泰国3000个地方正式实施，最后助产士也有权帮妇女安装子宫内避孕器了。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方法的颠覆性。但是在以前，内科医师严加守护他们的特权，如果谁把医疗责任托付给微不足道的助产士，那简直是异端。
艾伦·罗森菲尔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
（拍摄：坦尼亚·布拉甘蒂）
“这个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如果在今天，要审核这样一个方案一定很麻烦，”艾伦说。“但是当时我单枪匹马，反而可以这么做。”他的事业轨道已经定型，即致力于妇女生育安全的公共卫生工作。1975年，艾伦搬到纽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人口及家庭健康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Family Health）的主任。他发展了该领域的全球同盟网络，并在1985年与同事德博拉·梅因（Deborah Maine）联合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于全球卫生议题方面处于最前线的英国期刊《柳叶刀》上。文章里提出：让人费解的是，健康专业人士、决策者和政客们对孕产妇死亡的关注太少了。全世界的产科医生在这方面尤其玩忽职守。大部分产科医生疏于呼吁人们重视这个问题，也没有游说相关机构推行重要计划、调整先后顺序，而是把焦点放在强调高科技的次专科上。
这篇文章引发了全球孕产妇健康的倡议运动，同时艾伦也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长。1999年，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艾伦利用这笔钱成立了“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Averting Maternal Death and Disability； AMDD），成为推动全球生育安全的先锋。
渐渐地，艾伦不只把孕产妇死亡当成公共卫生的焦点议题，也把它当成人权议题来处理。“光靠技术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是不够的。”艾伦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作为基本人权，孕妇应能安全生产并得到悉心护理。我们必须利用人权‘体制’，亦即法律、政策和习俗，约束美国各州根据条约履行义务。”
最早前往国外时，艾伦算是开路先锋，但是目前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已经赶上来了。“在我那个年代，我们连全球健康护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忆道。“我那时是特立独行，但是今天有很多年轻人想要投身这个领域。”在今天的医学院里，全球公共卫生是个热门议题。在哈佛医学院里，像保罗·法默这样把精力主要投注在经营海地和卢旺达的医院，而不是位于波士顿那间办公室里的医生们，都很受学生崇拜。
艾伦的人生在2005年发生了悲剧性的转变。他被诊断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及重症肌无力，这两种疾病都会影响运动神经。他原本是体育健将，热爱户外活动，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瘦弱。他体重下降，走路及呼吸都有困难，后来医生建议他坐了轮椅。他担心成为家人的负担，但还是每天工作，甚至参加国际会议。2008年1月，在出席“国际妇女健康联盟”宴会时，他几乎动不了了，但仍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深得世界各地景仰者的尊崇。2008年10月，他撒手人寰。
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目前在50个贫穷国家拯救生命。我们顺路造访尼日尔东部津德尔地区的一家诊所时，就亲眼目睹了该组织带来的影响。尼日尔是世界上孕产妇死亡率终身风险最高的国家，整个国家只有10名妇产科医生，而在乡村地区能找到任何一种内科医生就很幸运了。看到来了两个美国人，津德尔诊所的医护人员又惊又喜。他们开心地带我们参观，甚至还带我们去看了怀胎十月的孕妇拉玛多·伊索弗。她躺在担架上，大口喘着气，身体抽搐着。她抱怨自己快看不见了。
诊所里唯一的医生是尼日利亚籍的欧本德·卡约德（Obende Kayode），他因尼日利亚对外援助计划而被派到该诊所驻诊（如果尼日利亚可以把医生送到国外作为一项国外救援，美国也行）。卡约德医生说，拉玛多可能患有子痫前症。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怀孕并发症每年让约5万名妇女丧命。拉玛多需要剖宫产，一旦婴儿出世，痉挛也会停止。
拉玛多37岁，育有六名子女，在这家小医院的等候室里她的生命日渐消逝。“我们刚才打电话给她先生，”卡约德医生说，“等他提供医药和手术材料，我们就能手术。”
原来，这家诊所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