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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每一张床上都有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历史，生或复制自己或死。而我没有一张床。我自顾自怜，猛然间一踏刹车，车歪歪斜斜地停在了一处拐角的路灯底下，在背后，是一排黑乎乎的红砖居民房。在那个拉长了的羊皮纸一般薄削的阴影后面一定有盖温暖的灯。也许那里，在一个我决看不见到的房间里，在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里，一个母亲醒着，看护着一个孩子，孩子睡在平和安详中。
那绝不是我的母亲，也不是我。她在那里，在房子里，但是模糊不清。“在地狱里她在做什么？”我在康芒威尔大街的中间，要求知道。问题出来了，正当的，像水晶般的透澈。“为什么我不记得母亲抱过我、抚摸过我？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呆在我的屋子里，听见她在哭？”因为她没有想要我，这对她自己来说，一样是正当的要求。她才十几岁怀孕了她下流胚的男朋友溜走了，她是脆弱的，她没有能力对付我这个杂种小鬼，只有外公，才能坚强得爱我。
我们到达希拉顿的咨询大厅后，沃克尔戴着手套的拳头伸出车窗向我挥舞着算是道别，然后掉转头走了。那辆车现在已经遍体鳞伤。我像别的美国人一样，先驶进巨大的地下停车场，然后拖着衣箱坐电梯升到门厅里，然后升得更高到我的房间里，这里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令人目眩的市景，某处闪着耀眼的电光，而另一处则挑衅地回应几道红光。我坐在一张桌子上，有些呆滞，手却本能地伸向了电话，没有原因，自私，为了逃脱那说不出的孤独感受而去寻找那个唯一爱我的人，我先拨了长途代码8，然后是外祖父的号码，他现在一定在加利福尼亚沙漠的斯普润小镇他冰冷的卧室里睡熟了，我渴望把他从熟睡的安静中唤醒，把他带回给我。但是电话铃空荡荡地回响着，而他在哪里。
我强迫自己喝下去三杯水，脱下衬裤就倒进了厚实软和的床垫里，那里我已经铺好了被单，羊毛毯和沉重的床罩盖到我的肩头。我做了一个关于那架直升飞机的梦。
我站在圣莫尼卡警察局外，握着外祖父宽厚温暖的手，一切事物都被落日的阳光染成了红色，就像透过红色的玻璃糖纸看出去的一样。总统的直升飞机正在一场桔红色的粉尘风暴中降落，它巨大的肚腹朝我们压下来——我害怕极了，生怕我们会被它压个粉碎。直升机着陆了，JNK爬了出来，顺着踏梯飘着，没有挥手，非常清醒，什么事情不对头。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他的脸死白。头上有枪伤，弄得血肉模糊。那是一具行尸走肉。
在厚重的被盖下我却冻醒过来，因为恐惧卷缩成一团。这个梦不是关于肯尼迪的。那是我父亲。血和死亡。
“野嘴”沃克尔和我一起坐在坎布里奇公园最北端一角的一个游乐场的长凳上。大醉了一宿之后在清晨九点钟还很难判断清楚到底哪个方向是最北端。我在公园里转了好几个圈，才看到一个大块头独自坐在那儿，披着雨衣戴着帽子看起来像个叫化子，然后我认识到那一定是他。当我们坐在铅灰色阴云满布的天空下等候时，我开始妒忌那顶帽子和打着厚厚的橡胶鞋底的那双笨重的黑鞋。
克劳迪姬·凡·何文坚持要在这里会面，而不在她的住所或别的任何场所。她告诉过“野嘴”她有一套小型的寓所，她的丈夫，一个研究生，在晚上工作，白天睡觉。还有孩子，她告诉他。这已经够难的了。
游乐场上光秃秃的，到处溅着半冻状态中的泥浆。我把脸转过来，迎向湿润的微风。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半小时，这期间，我了解到了五年前“野嘴”得前列腺癌接受放射性治疗时的每一个细节。
最后我烦躁地站了起来：“我们被耍了。”
“她会出现的。”
“我们去她家。”
我们已经走出了公园的铁木门，这时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黑色长外衣披着红色披巾的苗条女人推着一辆轻便婴儿车越过大大小小的水洼走进游乐场。
“就是那位小姐。”沃克尔松了口气说道，“告诉过你她人不错。”
我们走过去，彼此握了握手。克劳迪姬·凡·何文轻巧地微笑着。她比我年轻，二十岁多一点，眼圈周围还根本没有皱纹。
“让你们久等了？”
我望了望“野嘴”，我知道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九点钟到的。”我告诉她。
克劳迪哑看上去有些不安：“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她看了看表，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似乎只是意识到她失去了一些东西。“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我女儿有四个小孩，全是男孩。”“野嘴”老派地递了个眼色，“有时候她一次就会丢掉好几天的时间。”他拉住她的肘，让她在长凳上坐下，继续讲他的孙子并逗引她谈自己的孩子。我开始钦佩他的方式。
“依贝哈特大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克劳迪姬想知道。
“他可能会丢掉他的行医执照。”沃克尔神情严肃地对她说，“他可能会坐牢。”
她闭上了她的眼睛，好一会儿，才透过她的金边眼镜向远处望，镜框很小，椭圆式样式也过时了，似乎戴着它只是为了标志一种学位身份。她光着头，风吹拂着她粗直闪亮的棕色头发。当她侧着头演奏小提琴时，那头发看起来肯定漂亮极了。
“你希望看到他进监狱吗？”我问。
“我内心那个愤怒的女人是这样希望的。”她给了我们一个微笑以让我们放心，“别担心——我不会放她出来打扰我们的。”
她说话的方式很典雅，但是似乎是诚挚的。
“告诉我们你是怎样成为依贝哈特大夫的病人的。”
她没有阻止我使用录音机，她叙说了三年前的三月末，她怎样穿过街道去参加在加登勒博物馆举行的音乐会，一个开着“达特商Z型”的轿车的小子怎样风驰电掣地从街角拐过来，挡风玻璃足足把她弹出二十尺远，她怎样浑身缠满石膏在医院里呆了六个礼拜，依贝哈特大夫那时已是资深矫形外科医生。
“他和我谈了许多话。那时我正苦于陷在石膏的包裹之中烦闷无比，他来和我聊天，因此我是很感激的。”
一滴泪在她的眼中转着圈儿，她擦了擦眼睛。我也很动情，但证人就在旁边，我强忍住自己的感动。
“我担心，我也许再也不能演奏了。他和我坐在一起……他向我保证我将……”
沃克尔掏出了一包“克里内克斯”湿巾纸，递给她一张。
“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医院呆了多长时间接受药物治疗，但是他一直给我吃那药丸是几个月后的事。”
“是哪种药丸，克劳迪娅？”
“狄劳狄德，凡里尔首，海尔辛那，在我不能入睡的时候，后来我是如此的迷醉于它，甚至根本连听音乐也听不进去了。”
“后来你是怎么回到小提琴上的？”
克劳迪娅摇摇她的头，“她死了。”
“谁死了？”
“我内心的那个音乐家。”她来回推动着婴儿车，“我一直在对依贝哈特大夫说，她死了。”
“他说什么？”
“他告诉我要耐心，恢复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就给我更多的药丸。”
她的头顶和棕色纯羊毛外套肩头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最初落下的雨滴。婴儿推车的遮篷放了下来；把孩子完全盖住，我猜想孩子一定是睡觉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也没有看过她，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和脚趾的存在。沃克尔一直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着什么。
“依贝哈特这样做持续了多久？”他问。
“我出院以后还有一年的时间。然后阿伦就来了，告诉我应该离他远点，他对我不好，他没有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阿伦是你的丈夫？”
“我的拯救者，”一个恍惚的微笑暂时代替眼泪，“我亲爱的朋友。”
“依贝哈特大夫写过药方吗？”
“是的，他写过。”
“你是在哪里拿到药方的？”
“马斯大街的柏药店。”
“好极了。”
沃克尔说：“我会把它找出来。”接着划了一个着重号。
“你上瘾了吗？”我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想你还是不可能停止眼药的？”
“是的。”
我盯住她的眼睛：“那么你是如何停下来的？”
“阿伦帮助我，他一直呆在我的身边。”
“克劳迪娅，你认为既然依贝哈特大夫知道它们是危险的，可他还要给你开这些毒品，那是为什么？”
“我很沮丧，我受的伤害是无法愈合的。也许他以为我给他制造了许多麻烦。”她站了起来，“我还是带孩子回家的好。”
“天变冷了。”沃克尔附和道。
“几周以后我们会再来取你的作证书，”我对她说，一面向大门走去，脚已经麻木湿冷，就像两段木柱子。“然后我们还可能请你飞往加利福尼亚去指证依见哈特大夫，当然是由政府出资，你同意那样做吗？”
“我内心里那个愤怒的女人等不及要上那趟飞机了。”她微笑着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也冲她笑了：“带着她一块儿去。”
沃克尔和我跑向哈佛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因为他们修建这个广场要求只能徒步穿行，车辆禁止通过，所以我们的车都停在三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学生群和无家可归者看起来都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我的回程飞机几小时以后就要起飞，而我仍然需要见一下依贝哈特从前在医院的上司。
“太冒险了。”沃克尔喘着气，“为什么我要排除考虑在第一个地点呢。他应该就守在话筒旁，等着你告诉他你马上见他。”
“我会抓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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