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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弹钢琴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同。过去失明时学的乐曲现在演奏起来十分困难，眼前的两只手看上去十分碍事。我在使用盲文打字机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手指的跳动使我感到注意力分散。也许，音乐和文字在失明的情况下能更直接地与乐器和大脑进行沟通？
很快，我便掌握了眼睛与双手之间的关系。我在弹钢琴时有了真正的自由，不必再把手指永远固定在升F音一类的位置上。我能随心所欲地用眼睛找到任何一个音符。即兴演奏让我感到了极大的乐趣，我能对乐曲进行自由发挥。钢琴键盘宛如整个世界，我将其尽收眼底，我重新拥有了全部世界。
拉里和罗伊来了，他们的身材看上去十分苗挑。和我的想象相比，罗伊的面庞更加坚毅，拉里的头发实际上更短。他们向我表示“祝贺”，这是一个最近在电话和贺卡上经常出现的字眼儿。我没有完成任何业绩，这种表示可谓用辞不当。也许，人们对此无法找到更确切的词汇，但其中包含的欢快之情却毋庸质疑。有时他们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一件十足的好事。在一个日趋军事化的世界里，人们相互猜疑，道义上含混不清，一个人失而复明成为了一段佳话。
早饭时，我首次看到了自己的两部大作，一本是那部研究群居社会的作品，另一本是《克恩》一书的再版。尽管还读不了内文，然而老克恩的那些画片儿和爱德华·克恩的肖像已经跃然纸上。我喜欢群居社会一书中的大幅插图，小一些的还看不清楚。护封上的文字在我眼中虽然模糊不清，但绚丽多彩的封面已然使我激动不已。
3月30日，复活节。我从雪莉的缝纫用品中仔细地挑选了一条浅蓝色的缎带，用它包起导盲杆。蓝色是我在手术过程中看到的颜色。格雷伯一家来到我家，约我们一起去圣乔治教堂（那是校园附近的一所圣公会教堂，在我失明期间，我们就是在那里和格雷伯一家相识的）。教堂内部比我想象的富丽堂皇。向外探出的圣坛上祥光笼罩，墙壁上悬挂着各种旗帜，圣坛和管风琴的后面是唱诗班。我骤交好运的消息已然不胫而走，人们在简报和祈祷纷纷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激之情。我们一进入教堂，艾伦·查尔方特神父立刻与我交谈。他接着我的话碴儿说，重见光明后最令人兴奋的不是看到各种各样的色彩和汽车，而是能够看到我从未见过的朋友的面庞。在正式布道之前，他反复重申这一观点。
玛丽·伯顿也和其他人一起来到我跟前。她的失明引起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到底谁更幸运。我轻声地安慰她不要放弃希望。她大声地回答说，医生很早以前就告诉她没有任何希望了。然后，她转过身，昂着头高傲地走开了。
仪式过后，朋友们把我包围了起来。我惊诧地看到乔·雷诺德长着一把大胡子，而汤姆却生就一副胖胖的身材（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个瘦高型的运动员式的人物）。大多数熟人的变化都出乎我的意料，和我的记忆相比已然面目全非。
他们的变化使我感到惶恐，因为我看不清他们具体的面容。我看得见嘴，但看不见嘴唇；看得见双眼，却看不清睫毛。当光线十分强烈时，例如今天早上在教堂外面时，他们的面容变得十分夸张，宛如马戏团的小丑。我尽量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朋友们变老了的缘故。也许，我很快会便发现十五年的时间并没有使他们显得过于苍老。
读完《马可福音》后，我重新想起了有关视觉失真的问题。《马可福音》中讲述了一个基督在伯赛大使盲人重见光明的故事。当那位伯赛大的盲人受到基督的抚摸后，他看到人们像一棵棵行走的树。等到第二次仪式完成之后，他才“真正看清了每一个人”。目前我仍处于第一阶段，我最初看到面庞显得巨大无比，它不同于瑟伯画的漫画：在椭圆上用一条线代表嘴，用一个圆圈代表眼睛。它们看上去奇形怪状，有如行走的大树。我要么看不到牙齿，要么看到一些巨齿獠牙，鼻孔在我的眼中大如井口。我想起了弥尔顿有关“眩目的天眼”的诗句。在我重见光明的最初几天，很多形象都令我感到眩目。不过，这种奇特的现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朋友的面容日渐清晰，和我记忆日趋接近。
人的面容使我联想起很多问题。我们一向认为脸是人类沟通的主要手段之一。“面对面”是语言中的一个基本词汇。在我曾研究过的那个群居社会里，它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缔造稳定的传统社会的重要因素。但脸对于盲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盲人看不见彼此的面容，他们是否因此而被社会排除在外呢？情况显然不是如此。盲人不必彼此“照面”（虽然他们经常这样做，向说话的人转过头以表示尊敬或出于习惯）。他们的做法是一种特殊束缚的结果，以头脑中根据声音生成的形象或精神感受为基础）。尽管从最近开始，人的面容对我来说又重新变得宝贵起来，然而我懂得，盲人有他们自己的面对面的方式。这对于我，甚至对整个盲人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雪莉从教堂外面买了一束兰花，这种花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才能买到。圣坛使者送给我和雪莉每人一束百合，教堂里顿时鲜花盛开。除了百合花之外，朋友们还送给我们一盆红色的郁金香、凯文和戴比送了一花篮春天的鲜花、菲比从花园里为我们采来了玫瑰。
3月31日，星期一。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我的眼睛有些疼痛并且持续时间很长。我躺在床上戴上眼罩。我发现以往在我眼前浮现的云雾不再是灰白色的了，它们不停地变换着色彩：红色、蓝色、绿色、黄色，五彩缤纷。仿佛我的大脑正在慢慢体验新近降临的种种欢乐。
我闭上眼睛，但我仍然能看到那些动画形象。他们好似启思东笑剧1里的警察，疯狂地挥舞着手臂。他们长着奇形怪状的头和脸，在各种颜色的衬托下欢腾跳跃。他们的形象非常生动，经常在即将入睡或醒来的时候出现。
我想，这种现象一定是由于我的视觉系统在长期感受不到色彩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各种颜色从而生成了浮动的影像。例如，瓦尔沃研究过的那位病人HS曾这样描述他的体验：“我经常看到一些五颜六色的水晶体和马赛克，它们以完美的几何形状呈现在我的眼前。”然而，这种现象不完全是突然看到颜色结果，有些盲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对于后者，这些形象来自记忆，我的盲人学生兼好友朱迪思看到过这种景象。瑟伯把这些图形称之为“神圣显灵”，一种狂燥的“色彩流动，与布拉克2的某些绘画极其相似”。胡尔说它们是“一片粉红色区域，状如团扇，有时呈桔黄色，在‘视野’周围滚动”。
当然，胡尔既热衷于想象，又能在彩色的梦境中自得其乐。他把梦作为逃避失明的所在，与忘记过去异曲同工。“每当我醒来之后，”他写道，“我又成为了盲人”。很明显，梦中的色彩因人而异。对于我来说，彩色的梦和艳丽的场景只是在我重见光明之后才与我结下了缘份。
至于那些动画形象，所有研究盲人复明心理学的有关文献均提到了这一奇景。HS说，他“好像做梦一样，眼前的一切以前全部看到过。”瓦尔沃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新视觉体验的幻觉性再现”。其他心理学家认为幻觉分三种不同形式：有火花状的简单式幻觉、有方形或圆形的几何式幻觉，以及结构化的人物式幻觉。手术后的不同阶段，我分别体验了所有这些幻觉。瓦尔沃得出结论说：它们代表了“盲人脑海里积累的形象，在丧失视觉多年以后重新展现出来。”
早上，姨妈和帕蒂开车到来。她们有意穿上色彩艳丽的衣服，帕蒂穿红、姨妈着绿。姨妈的精神好极了，手里虽然拿着拐杖，但基本不用。帕蒂看上去更加成熟，面颊和我的记忆中相比丰满了许多。再次看到她的笑容和她抬头的样子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陪着他们在房间里四处观看，告诉她们最近的各种发现。几年前，姨妈为我们做了一个小尖枕头，为我们织了几条围巾。当我们搬入这所房子之后，她送来了景泰兰台灯。圣诞节时，帕蒂为我们缝制了一个小布袋。午饭后她们离开时，看着帕蒂·诺娜说：“我喜欢你，你很率。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是吗？”
今天令我意想不到新发现：洗碗机中的旋转泡沫和迅速排出的水流；往杯子里倒咖啡时不用再将一个手指放在杯口以防溢出；从达尔芒安得（我们的女婿）的像片中发现他长得很老并且留着一把大胡子；菲比很年轻，姿势很独特；《美国新闻》杂志的封面五彩缤纷（过去是暗黄色的）；用扫帚扫地时能够随心所欲；可以用羹匙取出葡萄珠；抹黄油时想要多少就抹多少；知道了食品在盘子里的位置。那种“前方是青豆，左边是土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十五年来，有多少次由于叉子叉错了地方误食了很多黄油，而我只能装做若无其事而已。
日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想起了胡尔有关视觉形象与欲望的论述：饥饿让人很快想到食物；看到食品很快便会感到饥饿。盲人如果都像胡尔这样，他们就会对吃饭感到厌倦，对食品丧失兴趣。以上有关黄油和葡萄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对吃重新发生了兴趣，视觉与欲望之间重新建立了关系。
4月11日，星期二。帕蒂·诺娜和我们告别，家中只剩下我和雪莉二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适应。我发现每逢我遇到障碍时，雪莉总是情不自禁地向我伸出手。她伸出手，看到我肯定没问题时再让我自己处理。我还注意到有一次她不但把一幅画递到我手里，而且还为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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