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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说“阿米尔，冲啊”，有的干脆恨铁不成钢地骂道：“傻逼！”那大学生很无奈，慨叹世风日下，没有人能理解他受伤的小心灵。大部分情况下，仿佛受骚扰之害是女性的专利，其实，强奸罪也是一样，有的国家强奸罪适用于两性，有的就只是针对男性，这里面肯定有许多的道理，学问太大。
齐红：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的确艰难。北京的首例“性骚扰”案不是以当事人雷曼的最终败诉而告终了吗？女人嘛，只好学会自我保护；男人，只有通过道德自律的途径。
林舟：有一句话叫做，有了法律规定，才有了犯罪。这话用到性骚扰上来，还真是贴切。
晓华：还有目光，看你一眼就骚扰了？这太麻烦了，而且每个人的承受力不一样，性格差异也大。受了比较刺眼的目光，有人浑然不觉，有人嘻嘻哈哈也就过去了，有人可能就像吃了一个苍蝇，老堵在那儿，这该怎么打这个官司呢？
性骚扰（4）
我的看法是，性骚扰实在难以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我国现在没有相关法律可供断案，这就说明这方面的难度。在现在这个宽松和自由的社会，性骚扰的界定肯定是应该宽一些，对那些程度深的骚扰者，建议把他们看作是病人，带他们去看医生。
林舟：前不久，新闻里报道说四川农村一个妇女不堪同村一个男人的骚扰，奋起动粗，挥刀砍伤“色狼”，结果被以涉嫌伤害罪被拘捕。新闻里虽然给了这位妇女以同情（同村还有其他妇女接受采访说受到了那位男青年的骚扰），但还是暗示该妇女不懂法律以致触犯刑律。可是，如果她告那男子性骚扰就能保护自己吗？
荆歌：性骚扰官司打起来，在法庭上，一定是十分热闹有趣。控辩双方针对具体的动作，还有暧昧的语言，唇枪舌剑进行交锋，我想应该是极具观赏性的。如果进行电视实况转播，一定会有压倒性的收视率。
林舟：荆歌你一开始就谈到了此类事件认定的困难。假如说规定身体间的距离，规定哪些言词不能用，规定哪些动作不能有，规定目光不能看哪里，即使偶尔瞥见也不能停留几秒钟，等等，凡是违反规定的就是性骚扰，可是这些规定如何得出来，是件让人费解的事情，莫不是要经过千百次试验和总结？而且“骚扰”虽然看起来像是动词，是行为者发出的，可最终落实在受骚扰者的主观感受上来，这样一来，一方面，就有可能导致只要女性这方面说受到性骚扰了，几乎就是性骚扰了；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在此可能是饶有趣味或者无伤大雅的男来女往，在彼可能就是不堪忍受的性骚扰了；就像关于性的言词的刺激，对有的人激发了欲望，对另一些人反而是压抑。认定的困难还在于取证。这种总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谁来见证？总不能单独与异性相处的时候，总准备着个偷录偷拍的器械在暗中监控吧。
荆歌：性骚扰的问题，要较起真来，确实比其他的法律纠纷难度要大得多。但是，给性骚扰立法，我以为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立了法，许多原本有骚扰癖好的人，就像晓华所说的“有病的人”，他们就会适当收敛。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是和强奸一样，要受到司法追究的。而齐红所说的“女人只好学会自我保护，男人只有通过道德自律”，我认为是靠不住的。不管男人女人，对色欲的追求，最有效的制约，还是制度和法律。而对被骚扰方来说，光靠自我保护显然是无力的。如果强奸不算犯罪，那么女人即使穿上贞操内裤，也会被能工巧匠轻易地解开裤头上的锁。
本来我还想请两对评论家伉俪聊一聊“婚内强奸”，在开场白中，我也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大家在谈话中并没有去涉及这一话题。我想除了大家对此缺乏兴趣，更主要的原因是，这种情况在恩爱的夫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泛爱的时代（1）
本期嘉宾
车前子
生于六十年代，写诗的诗人。现居北京。
陶文瑜
诗人，生于1963年。出版有诗集《木马骑手》《练习一》等。供职于《苏州》杂志社。
周瓒
女。诗人，学者，1968年生，文学博士，著有《当代文学研究》（合著）、《梦想，或自我观察》，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赵霞
女。诗人，七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著有诗集《蒙昧中的七朵百合》、《简装一个春天》、《哑》等。现暂居南京，任职于一所高校。
泛爱的时代
荆歌：前些日子，我们与几位评论家和一位小说家聊了一通网恋。在杂志上发表后，有读者给我来信说，我们的这个谈话，有肯定网恋、鼓励网恋，搞乱传统恋爱市场之嫌。在此我不得不作出声明：我们这个对话专栏，与通常严肃认真的学术性对话是有很大不同的，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学术与思想，但有趣、可读、热闹、纷纭、机智，似乎更是我们的特别追求。因此读者诸君关注这个专栏，不妨更多地以娱乐的心态视之，看名家们如何磨牙、饶舌、抖机灵。当然，如果从中得到了什么深刻的启迪，则会让我们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因而这一期我们聊天的口号依然是：就事论事也行，借题发挥也行。欢迎理性的分析，也不排斥偏激之论。幽默调侃插科打诨亦庄亦谐，则更是让人拍手称快的！有话则长，不怕你长；无话则要找话。不提倡“沉默是金”，而推崇“快乐的噜嗦”。
本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四位诗人。在我们的印象中，诗人就是敏感、不羁、激情的代名词。而本期所聊的话题，恰恰也更具敏感的特点。
各位嘉宾，让我们开始。
有统计资料表明，性观念越开放的社会，人们的性欲是越弱的。批评家陈晓明先生有一个观点，说我们所处的今天，是一个“泛文学”的时代。他认为文学精神在今天是被严重分散了。影视、新闻，甚至广告，都带上了文学的色彩。而纯文学的严肃、集中、凝聚、纯粹的特点，则不复存在。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今天是一个“泛爱”的时代。爱也因为了“泛”而变得随意、暧昧、似是而非、鸡零狗碎了呢？
是不是人们已经能够不再从单个的、相对固定的、具体的异性那里寄托和获取爱了呢？好像爱的碎片唾手可得，俯拾皆是。看一场电影，聊一聊天，调一调情，发一个黄色短消息过去，诸如此类，便可将往昔那种凝聚的、炽烈的、一根筋的爱化解了。一日三餐变成了吃零食了吗？
我们可不可以说，性爱观念的开放，性爱信息的芜杂，性爱途径的直接，看上去繁花似锦的性爱世界，更多的是叶公好色——两性交往频繁了，爱的能力却差了。
陶文瑜：这个话题有点“损”，我要赞成了，好像我一直闲着似的；我要不赞成，好像我干了什么似的。其实上了我们这个年纪，有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了，社会搞“体制改革了”，我们也跟上时代步伐，跟上去不适应了，觉得还是自己的老一套得心应手。
周瓒：这个话题有点大，确实也有些部分也很敏感。
一个社会的性观念的开放，意味着有一个“去蔽”（例如，用科学观念看待性，驱除落后的性蒙昧）或“解压”（通过各种释放渠道，解除部分人的性压抑）的过程。甚至有研究者相信，如果将社会上存在的卖淫现象合法化，将会大大降低社会上强奸等性暴力犯罪的概率。因为越是压抑的社会，人们的欲望便越会显得强烈。
荆歌：周瓒的话显然更敏感了。事实上，将卖淫合法化，早就有这种呼声，而且理由看来还颇充分。我所记得的理由有三：第一周瓒已经说了；第二，这一块的税可以让国家收起来造福人民。若是暗娼盛行的话，这一块数额巨大的税收，就白白地流失了；第三，可以更有效地防治性病。但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卖淫仍然会被定义为丑恶现象。扫黄工作只会加强，不能减弱。
泛爱的时代（2）
赵霞：从封建走到今天谈性色不变，这大概算得上是一种好现象。不难想像，这种新时代的“曙光”一出现即会引去不计其数的飞蛾，其蜂拥之状一定空前绝后。
周瓒：至于说，性观念越是开放的社会，人们的性欲就变得越弱。这里面除了压抑机制得到解除之外，可能的确也包括性爱的“泛化”：人们对性与爱的内涵理解较从前更宽泛了，另外，愉情悦性的花样也越来越多了。像主持人所说的，看电影、聊天、发个黄色短信等等。好比陈教授举文学的例子，说文学被泛化了，“影视、新闻，甚至广告，都带上了文学的色彩。而纯文学的严肃、集中、凝聚、纯粹的特点，则不复存在”。我同意前半句，但要说纯文学的特点将不复存在，这个看法，恕我不认同了。
荆歌：也许是我记错了，曲解了陈教授的意思。
周瓒：如果是这样，我倒觉得，正是有了泛文学的大众文化的兴盛，纯文学才真正值得去开掘和发扬光大呢。也拿这个观点来套咱们的话题吧：虽然，愉情悦性的花样多了，但是，这些花样里大概也有优劣之分吧。不是有句话叫做“好色而不淫”吗？我个人比较赞赏这样的态度。试问，谁不好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好色方面，男女皆然。好色而不淫，就是试图用相对超然的态度，领略性感和迷人的性。当然，那样是不是会变得性冷淡或性欲减弱呢？呵呵，不知道。
陶文瑜：前几天在饭桌上，老车说两个人眼睛一对，就进入了高潮，他的形象在我面前一下子高大起来。现在想起来，觉得这是一个“诗歌”的说法，不然你在大街头上走着，三五里路，要有多少高潮？也太累人吧。
荆歌：即使是这样，文瑜也不必为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