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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2〕 戴望舒(1905—1950) 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3〕 纪德(AAGide,1869—1951) 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兜亓浮贰ⅰ短镌敖幌烨返取R痪湃瓿醴⒈怼度占浅罚啤岸杂谙衷诩敖匆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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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左拉(E。Zola,1840—1902)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5〕 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 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时,他发表演说,肯定左拉生前的正义行动,谴责当局对左拉的迫害。
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莱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向左拉“表示感谢并致敬”的群众集会(在左拉墓前举行)上发表第二次演说,称左拉为“伟大的公民”,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陷害无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义和善良的道路前进”。并向法国国会提出建立“左拉先贤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会生活三十年》)
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玛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国“先贤祠”。
〔6〕 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如苏联法捷耶夫、法国巴比塞、美国果尔德等人都曾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7〕 指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该书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别人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8〕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次日并将抗议书在《申报》上发表。
“蜜蜂”与“蜜”〔1〕
陈思先生:
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2〕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烧蜂群,另有缘故,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风媒花呢,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会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
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却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蜂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
顺请
著安。
罗怃。六月十一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三期,署名罗怃。
〔2〕 《蜜蜂》 张天翼所作短篇小说。写一个养蜂场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伤害了农民的庄稼,引起群众反抗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陈思(曹聚仁)在《涛声》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写了《“蜜蜂”》一文,其中说:“张天翼先生写《蜜蜂》的原起,也许由于听到无锡乡村人火烧华绎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敲诈不遂的报复举动,和无锡农民全无关系;并且那一回正当苜蓿花开,蜂群采蜜,更有利于农事,农民决不反对的。乡村间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劳资斗争,若不仔细分析斗争的成分,也要陷于错误的。希望张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话,实际去研究调查一下。”
经验〔1〕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2〕,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3〕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
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4〕一样重要呢,然而这一点点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偶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决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5〕,就去自杀或拚命的当,而必须写出这一点来,就为此。而且这也是小小的经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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