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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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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军入关,北洋政府加紧残酷统治,陈学昭离京南归,来往于海宁、上海和武汉之间,找不到适当职业,只好卖文为生。这年暮春,她在张琴秋、沈泽民家里开始写长篇连续性散文《如梦》,初秋完成。还在《时事新报》、《浅草旬刊》、《妇女杂志》、《向导》、《新女性》、《语丝》、《京报副刊》、《文学周报》、《申报》、帕由谈》、《朝花旬刊》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及散文。最早用笔名“陈学昭”、“学昭”,后来为躲避反动派的鬼眼,改用“野渠”、“式微”、“惠”以及“陈芳尘”等笔名。

  “四·一二”惨案给陈学昭一次沉重打击,目睹好人遭残害,她悲愤之至,越发感到自己写的文章尽管咒骂时弊,但缺乏力量。在她眼里上海变成了囚笼,她失望了。还是那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流浪者!孤零漂泊的流浪者!天涯的游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寸草心》)她要远走高飞了,到外部世界去呼吸自由空气,看看海那山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她担任了曾参与创办的《新女性》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约定每月寄回三篇槁,用所得槁费维持国外生活。当拿到《寸草心》和《烟霞伴旅》的版税,有了出国经费后,不低头驯服在生活之下的她,终于在5月的一天,登上开往法国的邮轮,同行者还有郑振铎、徐霞村等人。

  旅程中,她动笔写下《法行杂简》、《红海月》等散文,发表在1927年的《文学周报》上。

                 寸心幽幽

   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踯躅着,我徘徊着,到处

  都是这不可扑灭的尘灰,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途,我空寂着的

  心,我缥缈的魂,我失却了努力的目标,我憎恨着一切……

   我孤蓬一般的漂泊,我浮萍一般的随波逐浪,能做而可以做

  的事情,都不容我做!我变成这般的因循苟且,我还需要这生命

  做什么?我的心剧跳着,它奔飞出了胸腔,直冲破了灰色的云天,

  飘摇在空间;我的热情燃着,火球似的烫着了这冷酷的大地,

  ……我看破了!这梦幻的人生!这厌倦的生活!(《我的母亲》)

  读着这样的文字,笔者仿佛见到二十年代中叶的陈学昭,一个被社会远弃,流浪漂泊的女青年,她憎恶现实,发泄痛苦,恨不得与这黑暗世界同归于尽。这便是陈学昭早期作品中流露的情调。

  《倦旅》于1929年又连续出过两版,在第二版自序中作者写道:“几年来虽然还是倦旅,可是,旅途毕竟是可爱呵!踽动的烦杂的人间:种种丑恶与愚劣、奸凶,种种高洁,与奇异的伟大,虽然如地沼的清水与浊泥一样,在所有的各种社会中都是紧贴在一起的。每在那个境地里,在那样情形之下,我时时的感念着《倦旅》了!”这部集子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写照,旨在表露她对人生对社会的情绪。散文集共分四章三十二节,以女主人公逸樵的生活片断和内心感受为主线,每节又可以独立存在。逸樵多年来颠沛困苦,生活的重压使她多愁善感,惆怅厌世,她以“冷然的微笑走向人间”,“对于一切都起了根本的怀疑,觉得不是空虚,便是辽远!”她甚至诅咒“至于社会,管你什么是适合与不适合,发展与不发展,不过是一个罪恶的高台!”这里不只是压抑的低诉,还有女作家宝贵的独特见解。尽管流浪生活使逸樵疲乏,但她仍楔而不舍地追求,她呼喊:“为什么我不能勇敢地自为,我必须要人家援助我?……一个人的成就努力,究竟不是外界所能援助的;惟有自强不息!”主人公没有被痛苦烦闷的情绪压服,她仍然充满自信的勇气。

  1927年出版的《寸草心》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游记和抒情散文。在《寸草心》里,作者表露出更加忧虑社会的情绪,她寻问:“这样的问题谁曾加以思索而求实际上的解答?好一片大的荒漠呵,我向谁去说话呢?”她把那个社会看成是“人间的监狱”。

  《如梦》完成较早,但1929年才得以出版。它包括二十二节。与《倦旅》在风格上相仿。作品描写主人公绿漪离家在杭州、上海、南京、北京的流浪生活,着重表现她的思想情感。绿漪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她用“惯于深思的态度思索着。她找求一个真理,一个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她找不出,于是她犹豫,她徘徊了。”但当她见到在女工中间进行革命活动的琴姐,听琴姐讲在工人中她“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与革命的精神!”她“如像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张着口的期待着”。写到这里,作者明显地表现出与以往作品的不同,对社会的认识深入了,把眼光开始放到了劳动人民、工人群众的身上。并逐步认识到:“畸形的社会还不是人类所组织的?那么还得求之于人类自己的解救!——解放!”但陈学昭那时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远离斗争实际,一个人苦思,“走来走去都跳不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如梦一般”。

  孙福熙为代序并作画插图的《烟霞伴侣》是陈学昭歌咏自然景致的小品散文集,有《山里》、《湖上》和《海边》三篇。每篇作品犹如优雅的山水画,有浓有淡,有情有景。关于这本书,作者说:“《烟霞伴侣》我并不喜欢,这里面的好些散文是吟风弄月的。”(《天涯归客》)

  陈学昭的早期作品,表露她最初对人生、对社会的探索,既有找不到出路而感到的悲切,又有向上的青春活力。正如林非所论:“她的内心世界是在希望与绝望、欢欣与苦闷、追求与幻灭之间,剧烈地摆动着的,这典型地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思想情绪。”“这对于当时不少受过‘五四’思潮的洗礼,却又找不到前途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着一种相当典型的意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

  几本散文集,文笔之美,令人赞叹,写景物,写环境,意在表现人的心灵。“天气已是秋深了?一番一番的风雨,吹黄了堤边的绿柳,吹乱了碧池里的皱纹。雨点平匀的下着,阶前檐头,愁吟似的滴着——我空虚的心,淡漠的情,怎样才好呢,怎样才好呢!”(《家庭生活》)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带进她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品尝她悲伦的情怀,文字疏朗俊秀,感情浓度很深,富有韵味和诗意。

  陈学昭这时期的散文创作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天涯求索

  “幸福仅存于成功,而成功即为前进”,难道“我的前进的路已绝了”!陈学昭不相信。她远离了祖国母亲,到天涯求索。

  初到巴黎,她跟私人教师学习法语和钢琴,两个月后进巴黎大学文学院附设法语补习学校。在这里有些中国官费留学生成天吃喝跳舞,打麻将逛妓院,醉生梦死。陈学昭看在眼里,气愤之极,提笔写下一篇通讯寄给《新女性》。她以严厉的口吻抨击道:“中国留学生的情形,因为多所接近之故,我知道了好些……这里所最盛行于留学生中的,是赌风与嫖风……他们都是不懂得本国的文化和本国的好处的。结果,崇拜法国到五体投地……”文章登出,惹怒了官僚子弟,他们散发传单,威胁谩骂,写信捏造作者是有政治色彩的人,阻碍她的学习生活。当然在留学生中也有支持她、赞扬她的,他们给了她坚强的勇气和信心。

  这年秋天,在巴黎她见到多年崇敬的长者戈公振,由戈先生介绍,她作了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经常携带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参加集会,进行采访,用笔名“野渠”、“式微”为该报写稿,有时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散文。陈学昭说:“自从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扣留我的稿子起,我拿笔写东西就用一种男子的笔调和口气,使他们摸不清到底是谁写的,因为反动派很清楚我是个女人,慢慢地我习惯于这种笔调,一拿起笔就忘了自己是个女人。”敌人的刁难,没有使她低头,她仍然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她身在法国,却时时系念十灾九病的祖国。在《旅法通讯》中写道:“现在巴城已有三分秋色,满街满园的黄叶,在晚雨中飘落,又在晨风里飞起!这好比我思乡的情绪呵!”

  在12月4日写的散文《印象》里她说:“我是不愿意长住在法国的……我想念那故乡可爱的山水和那纯朴的人情。”

  多年来,东奔西波,客居异乡,半工半读,陈学昭一直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

  到了年底,情况又有变化,尽管写的稿子照样一篇篇登出,但《大公报》的月薪却收不到。家里人无理扣压她的稿费,使她生活受到可怕的威胁,到第二年夏天,一点点积蓄用完,不得不靠借钱维持生活,在法国也无路可走了。

  但学业没有完成,她心不甘,决定回去交涉清楚,再出来学习。独立之路铺满了荆棘,闯过去便是广阔的天地。这条路她是走定了!满怀凄凉和希望,她踏上回国旅程。

  船到上海杨树浦码头,陈学昭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离开十七个月的祖国,但看到的是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

  从1928年10月回国到第二年1月19日动身再度赴法,最使陈学昭难忘的是在上海沈雁冰、孔德氵止家住的两个月。沈家在闸北景云里,后门斜对着鲁迅和周建人合住小屋的前门,沈雁冰那时正在日本。陈学昭回忆说:“早点,我在德氵止姐家吃,午饭和晚饭总在鲁迅先生和乔峰先生(周建人)家吃——他们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坐在鲁迅先生的对面。”(《学习与回忆》,1981年9月2日《人民日报》)“晚饭后,乔峰先生不上班了,我便多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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