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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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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惜在浩劫中,它们都已荡然无存。

  1966年,空前的灾难席卷了全国,一个普通人尚难幸免,更何况丁玲。对她的批斗和折磨步步升级,暗斗、单独斗、住牛棚、数不清次数的抄家……她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摧残,经济生活的困顿,没能把她压倒,她像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迎风傲雪。

               永不熄灭的爱情之火

  “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丁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

  陈明和丁玲手攥着手,肩靠着肩,在生活的深渊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走过了极其艰难的里程。

  到北大荒后,丁玲远离儿女,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陈明。他们共欢乐,共苦痛,再苦再累,只要两人在一起总是甜蜜的。到汤原农场后有段时间,陈明到百十里地以外去修铁路,丁玲一个人留在家里。每到星期六陈明要扒上拉煤的火车回来看望丁玲,下车后还要走几里路,待他到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丁玲为他做好了晚饭,两个人围着小桌边谈边吃,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陈明跑到几里地以外为丁玲挑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清水。丁玲坐在那里不是写上几段发自内心的文字,就是画上一幅流露出无限爱慕和喜悦之情的画像,再取上一个名字“农工回来了!”然后两人一起动手做午饭,饭后,陈明带着幸福和辛酸,又回到了工地。多少次这样的分离,多少次分离后的团聚,无论分离还是团聚,两颗赤诚的心永远在一起跳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领会到这种生活的甜美。

  1961年,陈明被摘去了“右派”帽子,1963年有关领导让他回北京安排工作,丁玲也可以一同回京,但他们拒绝了,与其到北京受监督,不如留在农场“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陈明都进了牛棚,两人连互相凝视一眼的短暂机会都没有了。为了给丁玲送去力量,陈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给丁玲扔去揉得皱巴巴的纸团,或是一个破火柴盒,一张枯干的苞米叶子,上面写满了只有丁玲才能认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些用特殊材料写成的“情书”,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来抚摸,低低吟诵,陈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话语,在她寒冷的心中点起了生之火把。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

  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

  万珍重。”

  这些奇特的书简,可集以成册、成书,可惜当丁玲被戴上手铐那天,当丁玲被脱光衣服搜身那天,这珍贵的财产被当做废纸毁弃了,她的苦苦恳求,怎么也感动不了那些铁心人。但,这些书简是属于丁玲的,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中,伴随着丁玲走完了人生的历程。

                 孤寂中的梦幻

  1971年4月,丁玲开始了孤寂的铁窗生活。她和陈明被分别关进一所北京附近的监狱。完全与世隔绝,一个月放一次风,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东西也写不成。她痛苦极了:“孤寂,无穷无尽的孤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尝过这种孤寂的滋味。”她隐约感到,这是她一生面临的最大考验。她暗暗告诫自己,不管怎样,都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不、对未来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将来变成哑巴,常自己和自己说话,一首一首地背诵唐诗。为了不使自己瘫痪,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动量,顽强地锻炼身体。她把看完的《人民日报》团成一个大大的纸团,称之谓自制“篮球”,一个人往墙上扔,每天反复数百次。看守员用十分惊疑的目光揣测着丁玲奇怪的行动。在狱中,她有过不知多少次天真的梦幻,盼望有一天,会有好心的看守员对她表示同情,替她送来一张陈明的条子。她一天天等待着,盼了一千七百个日夜,在闪动着希望的火花中,熬过了漫长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妇获释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长治滴谷寺下的嶂头村“安家落户”。这是个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安慰。每当黄昏时分,夫妻俩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闲。她生活在蟑头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回到了张裕民、刘满、董桂花的身边。那颗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心,那支为人民代言的笔,又催她重新上阵。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带给她的困难,从头开始《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写作。她时而伏在桌子上,时而倚在墙边;人们还时常见她胸前平端着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个洞眼,系上两条带子,套在她的双肩上。这是陈明为她写作而专门设计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写字时,用上这块写作板。

  在嶂头村,丁玲仍然戴着“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之多却不减当年。陈明经常教邻家的儿童唱歌,说快板。每逢春节,他们给各家各户送去大红纸对联。有的人晚上还常常集在他们的屋子里说真心话。

  从监狱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丁玲的右臂抬不起来,好几位医生看了,都说没办法。一位搞农业技术的大学毕业生,业余钻研针灸,经常给老乡治病,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为丁玲扎针。他家离丁玲住的村子十余里,来回三十多里,走得满头大汗,仍不顾风险,坚持为丁玲治病。他说:“你们说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读过她的作品,我认为她不是右派。现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写作,别人不管,我来试试。”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间来了,她那颗沉寂的心渐渐地恢复了生气。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极度痛苦中,但伟大的“四五”运动像春雷一样惊醒了她,她要奋起在自己的余年为人民谱写新的篇章。

            博大的胸怀——永远朝前看

  几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为一个经得起苦难,又经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像丁玲这样仅仅因为写了一些文章,竟遭到如此厄运,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见的。1979年以后当丁玲的错误结论全部推倒,她又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名作家的真实面貌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丁玲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呢?她对亲人——没有眼泪和悲伤;对党——没有抱怨。她只反复地说一句话:“我现在要是六十五岁就好了!”她刚到北京不久,住处还没着落,家还未安定时,就和陈明一道跑到桑干河畔的温泉屯,看望当年的老朋友。

  当丁玲又活着再现在人们面前时,许多人惊讶,但更多的是庆幸。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面孔,登门拜访。这些人中有丁玲当年的老战友、老朋友,有在苦难中保护过丁玲的老农工、小姐妹,有老老少少丁玲的崇拜者,还有远涉重洋的国际朋友,海外作家。不管是谁,丁玲总是热情接待,用她那不多了的剩余时间和人们谈心、交心。她总是袒露胸怀,充满信心地对人说:“过去的老帐不要计较了,不要去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道:“您离开历史二十三年,但历史没有离

  开您;您离开读者二十三年,但读者没有离开您。”

   丁玲从大家安慰的话语中,从人们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对她的期望。她说:“严肃的责任感使我顽强地活了下来,严肃的责任感,又催我向前,去反映生活,反映时代。”

  丁玲是一个永远想着人民,永远朝前看的人。当她告别沉痛的过去的时候,她不愿意再回头去写自己的哀伤。她的《牛棚小品》发表后,有人劝她,还是多写一写你自己吧!你的一生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她爽快地回答:“写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还是写活在我脑子里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光明的普通的人!”

  丁玲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深知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她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日夜不停地写作。为了怕被别人打搅,常常在早晨二三点钟起床,一直写到清晨八九点钟。她刚刚做完癌症手术,肿胀的手还没有复原,就又执笔写作了。

  丁玲在报刊上发表了近二十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散文《杜晚香》、《牛棚小品》(三章)、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部分章节等。

  丁玲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在北大荒、山西长治,只要稍一安定,她就继续写。但多灾多难的丁玲在她身强力壮的时候,竟没有完成这部长篇巨作,只好在白发满鬓,身衰力竭的晚年,拼力实现这一夙愿了。

  这部小说写的是1946年秋天华北农村士改以后的故事。在八路军主动撤走后,敌人重新还乡,村上只留下几个新党员坚持斗争,直至胜利。全书原订写八十章,因担心健康状况,拟压缩成五十章,约五六十万字。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了题为《讲一点心里话》的发言,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

  丁玲在五十多年坎坷写作生涯中,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更紧;和人民的结合也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她深感幸福和欣慰。

                  最后的岁月

  “生命的白天已经过去了,黄昏已经到来”,丁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逝去岁月的损失,也为了珍惜未来有限的时光,她忍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超出了一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负荷,国内、国外,大江南北,“马不停蹄”,用生命的余辉编织着多采的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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