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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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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

                  七

  庐隐是一位彻底解放了的新女性,短短的十几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出版了《海滨故人》(1925年,商务印书馆)、《曼丽》(1927年,北平文化学社)、《归雁》(1930年,神州国光社)、《象牙戒指)(1930年,商务印书馆)、《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国光社)、《灵海潮汐》(1931年,开明书店)、《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年,女子书局)、《玫瑰的刺》(1933年,中华书局)、《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庐隐自传》(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东京小品》(193年,北新书局)、《火焰》(1936,北新书局)等十二种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及《妇女的平民教育》(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和遗译《格列佛游记》(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另有选集《雨夜》、《庐隐短篇小说选》(姚明达编,1935年)、《庐隐选集》(徐沉泗、叶忘忧编,1936年,中央书店)、《庐隐创作选》(少候编,1936年)、《庐隐佳作选》(巴雷编,1941年,上海新象书店)等数种。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

  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

  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

  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

  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

  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

  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

  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

  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

  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

  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这一段话是从社会的矛盾中来认识庐隐的。她的作品和思想,正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群象,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又诚如唐tao所说:“‘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封建。所有反抗旧礼教,反抗买卖式的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等等,在庐隐的作品里有着鲜明的反映。”(《晦庵书话·女作家黄庐隐》)这就是庐隐及其作品的价值。

  庐隐,像一颗灿烂的明星,亮在旧中国的黑夜,光辉是不灭的,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永存的。她说过:“沉默比什么都伟大!”她已经沉默了四十多年,文学史家们应该让她那颗受尽人生苦辛的心和悲苦的感情得到安慰,给这位敢爱敢恨的女作家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1980年12月5日脱稿

                    1995年2月5日修订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苏雪林






苏雪林

                 孙瑞珍

  由于台湾海峡和政治的隔绝,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对苏雪林都有陌生感,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著作等身的学者,桃李满天下的教授。

                  一

  苏雪林,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而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

   ……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

  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

  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

  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

  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

  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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