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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阎纯德-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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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反右斗争之后,“大跃进”开始了。这时,中国作协作家支部解散,驻会作家下放到各省市,她到了安徽,在宣城双桥农业合作社落户,并担任支部书记。这一年,是多事的一年,起初涝,后来旱。夏天,为了抗旱,农民日夜车水,好不容易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庄稼结籽,待到要开镰收割,却不能不扔下成熟的庄稼,违背意愿地去炼铁、修马路,大搞“三天车马化”、放“卫星”、报喜。浮夸风吹晕了领导的思想,他们干尽了令人痛心的蠢事,庄稼烂在田里,金灿灿的稻谷长了“白胡子”。李纳说:“看着这些,真叫人心疼得落泪!但农民的勇敢、勤劳、善良等高贵品质,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深深感动了我。这时期,我写了歌颂人民和大自然斗争的小说,描写了他们的善良和牺牲精神。”

  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收入她发表过的十二个短篇,除几篇外,大部分写于1958年和1959年。那时期,她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李纳在这个集子的《后记》中说:“他们的淳朴、坚忍不拔、为公忘私的精神给我终生难忘的教育!我总是怀着崇敬的激动的感情来写他们。”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的写普通人在新社会里的成长,有的写受压迫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中受剥削的奴隶。《撒尼大爹》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写出了撒尼大爹深沉的阶级友爱和仇恨。《婚礼》通过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一对青年男女为革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姑母》主要描写村妇对恶霸地主的反抗情绪,写得真切感人,边远地区的风习和传说,描写得委婉有致,极富地方色彩。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如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李纳在短篇小说集《煤》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到《明净的水》,其风格则臻于成熟。文学评论家黄秋耘说,李纳的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文如其人,书如其名,她的艺术风格真有点像《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使人读起来有明快清新之感;而精致的描绘和委婉的笔致,亦足以显示女性作者的特长。”

  李纳的不少小说,写得干净利落,精细而不繁冗,明丽而不雕琢。像《撒尼大爹》、《明净的水》、《儿子》各篇,无论叙事、对话,还是写景、抒情,都显得晶莹剔透,堪称上品。李纳在她的作品中,既能给读者以清新,明净,细腻的美感,又能抒写火热的生活,阐发严峻的主题,并把二者熔为一炉,这就是李纳的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云南,是李纳的家乡,那里有迷人的山水。但云南的许多地方她没有去过。1963年和1965年,她在离别多年的家乡深入生活,到过好几个兄弟民族地区,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从云南回来,她打算以云南生活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结果,小说还没有写出来,十年动乱便开始了,她的一部用心血铸成的未完成的书稿在抄家时被抄去,至今下落不明。那个疯狂时期,一切都使人绝望,她一怒之下,索性焚毁了所有的手稿和多年搜集的素材,并决定“洗手”不再写作。

  “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被江青点名为国民党“特务”,于是李纳等二十六人都成了“特务”集团的黑班底,安徽省文艺界的重点罪犯,通通打入牛棚。而李纳比其他作家的“罪行”更重,因为她的丈夫——诗人、画家朱丹,与作家方纪的友谊颇深,因此和冯牧等人同被诬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人物。被“红卫兵”关押和拷打的朱丹,必然要株连李纳,再加上有人向当权者告发她“攻击中央首长江青”,致使她成为集中营中的重犯。这些“罪犯”由合肥文艺界联络站管理,并于1968年押到合肥农具学校。李纳回忆说:“我没有蹲过法西斯的集中营,我想大约不会比我门的处境更惨吧。我们几十个人同睡一个地铺,门头高悬‘鬼棚’的牌子,门上写着‘罪犯’的姓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请罪’,旁边有人拿着‘水火棍’监督。稍有不慎,就挨惩罚——胸前挂上耻辱牌,让你抬土、扫地;无论走到哪里,任何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挨了多少石头。睡眠时,一百瓦的灯泡悬在头上,使人无法休息。一人‘犯罪’,所有的人同被处罚。”李纳还讲到一个灵魂极其残忍的高干的儿子,是一个文工团员,他经常提着皮带任意捉弄“犯人”,并以此为乐。李纳是他最不顺眼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他侮辱的材料。背诵“老三篇”,他问李纳“老三篇”里有几个“但是”;《愚公移山》中,为什么有的用“山”,有的用“大山”。有时,他纠集一帮嘴里叼着烟卷的人,要李纳跑步、不停地向后转,而他们在一旁纵声大笑。“遇到这情景,我只想哭,哭这些可怜的愚昧无知的青年,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说这些话时,李纳的眼睛里还闪着泪光,这是何等沉痛的感慨!

  当李纳差不多感到绝望的时候,光明的翅膀驾着她在黑暗中起飞,她遇到了人类中美好的灵魂,心,得到了安慰。

  “我永远不能忘记,”李纳说,“当那个文工团员侮辱我时,一个年轻的会计便挺身而出保护我;当我被斗后,回到爬满蟑螂、潮湿、阴暗的小屋,我睡在床上,不吃不喝,又是这位会计,悄悄端来一碗饭,还有酱肉和猪肝。她温情脉脉地站在我的床前,像是乞求,我无法拒绝她的好意……”李纳还讲到一个同她只有过几次谈话的女同志,“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她,给她勇气、信心和温情。一天晚上,她要去我在北京的住址,说打算到北京代我看看母亲。因为同情我,还和丈夫吵了架。最后她对丈夫说:‘我决不相信李纳是特务,如果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决不连累你!’当时我感动得不能自己,在那样浑沌的世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人!”

  1968年,毒火正在中国的大地往纵深处燃烧;那年的严冬,李纳被押解到舒城县的小山沟里。她的任务是大雪天,到飘着冰凌的河里为全机关洗菜。她的手,一触到透心澈骨的冰水,就不停地颤抖。有时上山挑石头,还要在田头地埂上挨斗。不过农民并不买工宣队的帐,房东从不说李纳的不是,净是好话,遇到斗争她时,房东的女儿——虽然她是青年队长——从不去参加。

  疾风知劲草!这句古诗,是人生哲理的真谛。十年动乱,对一般人来说,尤其对那些受了冲击、打击、迫害的人来说,生活使他们认识了许多人,美和丑,在疾风、急流中,变得径渭如此分明,李纳对此感触尤深。

  一天早上,李纳挑着石头,在狭窄的田埂上迈着沉重的步子,由于她深度近视,更增加了行走的困难。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挑石头的人。此人以前曾再三表示自己是她的朋友,如何关心她的生活和创作,李纳似乎也从不怀疑他的“友情”。在田埂上,李纳为了给他躲路,往旁边一闪,不料脚一软,人和石头一起摔到田里。这位与她共着命运的“朋友”,仅仅看她一眼,便挑着石头过去,连停一下都不敢。而这时,另一位不熟悉的“朋友”却慌忙丢下竹筐,把她从田里拉了起来,李纳说:“我发现,他眼里涌出了泪水。那一刹那,我突然加深了对人的认识……”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李纳每晚都要到工宣队的队部“学习”。她的住地离队部很远,路两面是河,夜里常有野兽出没。一到夜里,近视的李纳,什么也看不见,山路坡陡路滑,积雪又深,这使她寸步难行。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员可能出于同情之心,所以提议每晚派两名“棚友”送她回住地。这份差事虽苦,但在“棚友”们看来却是美差,所以争着送她。李纳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走在雪地里,没有‘董超’‘薛霸’之流的押解,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仰望夜空的群星,自由地开几句玩笑,自由地背诵唐人诗句……”在没有真理和正义的时代,人生旅途中那一小段坎坷的山路,竟成了他们“囚犯”生活中的快乐之旅。

  当严寒残酷地袭击人间的时候,偌大的世界,总有春温的存在,总有好人用光明之心去温暖被冬天囚禁的人。在安徽农村,李纳有许多农民朋友。宣城县一位农村妇女远道来看她,一见到李纳,抱住她便痛哭起来;那感天动地的哭声使李纳鼻子一酸,也泪如雨下。后来,李纳说:“人类,除了少数恶棍,具有更美好灵魂的人,总是多数。人民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我写作,一定要写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素质,歌颂他们大公无私、克己忘我及富于同情心的精神。我觉得,将他们可爱的灵魂揭示给今人和后代,是我一辈子的任务。”

  1976年,10月,是黑夜的结束,黎明的开始。这年的回月,痛苦使她欲生不能;而“四人帮”的覆灭,使她的心经历了比抗战胜利时那种喜悦还大的喜悦。搁笔多年的李纳又拿起笔来,1978年发表了《涓涓流水》,她的生命像流水一样又欢乐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腾起来。这期间,她修改、完成了写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1979年连载于《清明》杂志,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获1977—1984年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同菡子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江南一叶》(发表于1979年《钟山》第一期),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纳小说选》。

  《刺绣者的花》是李纳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作品。它是反映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发生在云南一偏僻小县——航远县的故事。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绣花工叶五巧的成长,展示了这个小县急剧的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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