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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辩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
王肃之来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尝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笄。”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溃亲堋！宰榷裕凶佑畜敲饕印！备咦娉粕普呔弥Ｋ嘁嘁苑佳晕唬唬骸按朔橇跏玻俊蔽艉菏涝烊质谔Вд呶淖植徽嗤恃伞７家粢迕鞅纾烧呓酝茫适比撕盼跏＞评唬加胨嗑愠觥Ｋ嘀捶际衷唬骸拔嵘倮戳粢狻度瘛罚谀现钊澹焦蔡致郏晕酱艘澹缥嵯蜓浴＝裎磐停凫钇缴蟆！狈祭硪寰模嘟匀缡恰！�
孝文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
帝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齐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人，颇怀去就。帝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孝文崩于行宫，及宣武即位，芳手加兗冕。孝文袭敛，暨乎启祖、山陵、练祭，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宣武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振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芳表曰：
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唐虞以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武门。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武门左。”今之祭酒则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人，教学为先。”郑氏注：“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臣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址，至于国学，岂宜舛错？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见存，仍旧营构。
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唯以二，或尚东，或尚西，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效。《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旷。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儒礼官议其定所。
从之。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然廉清寡欲，无挠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贾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云：“以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贾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内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用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社稷、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缘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正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祇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孝文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宣武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是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默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依事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
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硃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大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人望见既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