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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惧感控制的好了，就是一个明君圣君诞生的见证，把握的不好，只会引起腥风血雨。
伴随着贞观革新再一次步入正轨，又有几件事要提上日程，第一件就是长安大瘟疫之后的论功行赏，长安大瘟疫虽然没有造成太多伤亡，但那是所有有功之臣努力的结果，为了封锁疫区，长安大将尽出，将四面八方把守的密不透风，瘟疫始终没有越过军队封锁圈……当然，除了长安的人口稠密区，卫生条件就要好一些，加上苏宁的提前警告，没出现那是正常的。
参与封锁的诸位将领各自得到了赏赐，都是钱财物品，并无官职爵位的赏赐，这让一些人觉得奇怪，不过这也不是军功，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接着以孙思邈为代表的长安总院诸位功勋医者上朝接受李二陛下的赏赐和亲自接见，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医者上朝堂迅速传遍大唐，医者的地位在无形之间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不过还是没有官位和爵位的奖励，功劳最大的研究出特效药的孙思邈也没有获得爵位奖励，这让大家有些不理解；最后，主管长安治安，提出防疫条例的苏宁也被奖励，作为第一功臣。获得了大量的钱财和物品奖励，但是也没有获得其余的奖励。
要说这次的瘟疫能够以最小的代价予以解决，苏宁和长安总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波及范围如此广、最初势头如此凶猛的瘟疫最后却只有不到一万人丧生。而余者尽皆康复。真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有特殊的奖励，实在是说不过去。
正当群臣疑惑之时，李二陛下抛出了重磅炸弹——爵位制度改革。
爵位制度改革从贞观七年年初就提了出来，群臣反响不错。都认为这就是多了一些安全的保障，尤其是一批国公，更是这样想的，但是一直未曾付诸实施，这个时候，李二陛下终于颁布圣旨，下令将大唐爵位制度进行改革。除去王爵之外的七等爵位扩充至十五等爵位，最第一层爵位为三等男爵，最高一等爵位为一等公爵，一共十五等。王爵不变，由是如此，并且立刻就按照原先的功劳改封了一批功勋。
以李世绩和程咬金为的一批中生代国公重臣全部封为二等公爵，原先国公名号不变，待遇加上三成，以示奖励；苏宁被封为一等侯爵，待遇加三成，以示奖励，孙思邈被封为三等子爵，以示奖励，长安总院十一名功劳最大的著名医者获得了三等男爵的赏赐，是为国朝开国以来头一回大封群臣，还带上了一群医者。
被封为一等公爵的人很少，不是老臣，就是功劳太大，或是不堪驱使，比如李靖，比如秦琼，被封为一等公爵，待遇加一半，以示荣耀，大家心里明白，这是皇帝给群臣的一次特殊奖励，二等公爵，那就是还能往上走，还能继续立功，而且想做一等公爵肯定很难，说不定要等到死后追封，但是胜在踏实，大家还有办法继续立功，往上走。
这就是一个信号了，一旦被封为一等公爵，那就是人臣之路走到了顶端，就可以考虑去军事大学混日子养老了，而其余臣子，继续努力吧，你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
十五等爵位分封制度得到了群臣拥护，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得到了改封，苏定方被封为二等侯爵，薛仁贵封为三等男爵，孟雨封为三等男爵，其余众人大多被封为二等和三等爵位，至于每一等级的一等爵位，都被认为是下一等级的预备军，对于此，苏宁有些意外，他认为自己也应该是二等侯爵，谁知李二陛下给了他一个一等侯爵，那不就是说，下一步就要做公爵了吗？
可是这是喜事，这真的是喜事，被封为二等公爵的诸多大臣心中欢喜，背着李二陛下弹冠相庆之事甚多。
安抚了群臣之心，安抚了百姓之心，李二陛下一下子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这才有底气在朝堂之上正大光明的开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教育改革，一口气下达数十条教育改革法令，放出豪要在二十年之内在大唐国内每一个乡都设立乡学，号蒙学；每一个县都设立县学，号小学；一个州都有州学，号中学；大唐都城长安设立最高学府大唐政法大学，具为官办之学。
改革科举制度，将大量的官位名称下放，每三年开一次科举考试，将所有需要的职位都明文写上，善于哪个职位，想考取哪个职位，就直接报名，专门考取这个职位，一旦考上，通过面试，就可以得到这个职位，参考者只要是大唐子民就可以，没有其他要求。
这是教育革命，一场影响到千万年以后的教育革命，官办教育一直到宋代才逐渐成规模，逐渐成型，而唐代之前就别提官学了，私学都不兴盛，而官学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激起千层浪，民间广泛议论，文人争相表论，讨论该措施的可行性，可无论如何认为，没有人反对这样的做法，朝廷先是售书售纸，而后下达教育改革令，改革科举，这是要大兴文治的前兆，文人无不欢欣鼓舞。
不少文人一直都认为大唐过于刚强了，就拿之前的军事大学来说，一下子让民间习武之风大盛，大唐本就重视军事，加上朝廷重视以及另外一条文人之路走不通，这样一来，更是一边倒的喜武厌文，而朝廷扳倒了山东士族，并且售图书，设立官学，改革科举，招揽人才，这就是要大兴文治，文武平衡之预兆。
对于此事，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大家都支持，有人反对也不敢说出来，这是一场大的功德，办成了这些事，所有人都是无上荣光，人人争相献计献策，没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渐渐地，就有人不断地提出问题，比如开放了科举之后，读书人欢欣鼓舞，读书人数量猛增，但是谁来做老师呢？
大唐不缺书本，不缺纸张，不缺笔墨，唯独缺老师，能识字的人都愿意做官，真正愿意做老师的人，很多吗？
五百七十三 孔校长
自古以来，做老师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大学问家，这里面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寄情山水，不愿参与朝堂纷争，一开始就以做老师教育学生为己任的大贤者，以鬼谷子王诩为代表；一种是立志做官，但是为现实所逼，看透一切后立志教书育人，却也带有一些对现实失望，无法实现政治抱负而逃避现实的苦楚念头之人，以孔子、郑玄、荀爽等一大批人为代表，但是仍为少数。
第二种人就是只是认识一些字，只知道死读书，却无论如何读不出名堂，宋代之前没有门路，宋代之后学力不足考不上科举，万般灰心之下就去小小的蒙学之中做一个教人识字的启蒙老师，这种人占大多数。
大唐的科举制度只是雏形，地方教育体系基本为零，所以第二种人也是极其少数，而且大多数都是在世家当中作为家学启蒙老师，教导世家子弟读书习字，混一口饭吃，或许是家族中人，但是没有大的才能，只能做一个启蒙老师。
类似于王诩和郑玄这一类的大贤者，做老师的很少，因为一般而言有了大名望的学者贤者，在这个科举制度没有确立规范的时代，察举制度还有些残余的时期，是会被朝廷以特殊礼遇征召到朝中做官，而且十之**都是愿意的，剩下来的那十分之一，只是凤毛麟角，苏宁就很少了解唐初时期有哪些这一类型的大贤者心甘情愿教书育人，而留下大名声，孔颖达号称帝师，却也是个官员，一直都是。
大唐建立教育体系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能在地方上建立蒙学系统所需要的启蒙老师，找不到能够教育小孩子读书习字的启蒙老师，而且就算能找到，那也是一个心怀大抱负的大贤者，适合在即将筹建的大唐最高文人学府政法大学里面教书育人，而不是在一个小小的乡，几百户人家里面教书育人。
大唐如今的情况应该从上往下再向中间建立教育体系，而不是从下往上，要么就是文人，要么就是根本不识字的白丁，中间几乎没有任何人存在，别说初中生高中生了，小学生都不合格，幼儿园什么的压根儿就别想，唯一适合立刻建立办理的，反而是政法大学这个最高学府。
而后，才能返回到最基层，在大唐各地建立起最基础的幼儿识字班，即蒙学，蒙学不仅仅可以让幼童上学，也可以让愿意识字的成年人加入，国民素质的提高不能只靠着孩子，当今世上所有的成年人不说都能读书吧，都能识字，那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国民教育体系建立完成的基础标志就是人人都识字，教育体系建立的第一个任务也就是扫盲。
一个幼童经历蒙学小学中学大学四级学府之后，起码也要十几年，按照现代教育体系的划定参考，以六周岁为起始点入小学，蒙学可以限制在两年以内，即四岁至六岁，心智初成，对一切充满好奇心和学习**，是最好的年华。
至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划分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大臣们按照自己幼年接受教育的经验来说，一般都是从五岁开始读书，二十岁左右做官，一共也就是十五年的读书学习游学时期，做了官以后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这是一个普遍现状。
古人所谓十年寒窗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一般而言有书可读的家庭都是从四五岁开始教育孩子读书习字，二十岁及冠，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从秀才到状元这几级制度之下，并无规定的年份，晏殊十几岁就能考中状元，而更多的人七老八十也考不上一个秀才，这就是没有一个规范性的划定年限而造成的问题，自然也有一些人天资愚钝，实在无力考上的原因。
最基础的识字认字读启蒙书籍，估计两年的时间也就够了，所以蒙学的入学时间和学习范围是最早敲定的，四岁入学，六岁出师，主要是认字，认字完了就读一些启蒙书籍，百分之一百升学率，没有测试。
县一级的县学，一个县的学子聚在一起学习，称之为县学，也被根据大学的概念而称之为小学，六周岁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却没有定论，但是随着男十七女十五成婚概念的渐渐地�